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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战时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国年鉴网
对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和主张，斯大林表示肯定和赞成斯大林在接到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朴宪永联名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援助的信后，于10月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中国出兵支援朝鲜时，就明确指出：“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时，朝鲜人民军主力被隔在三八线以南，并且大部失去联系，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完成训练，以金日成为最高统帅的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控制的部队只有3个多师尚可坚持作战，已无力阻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进攻。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人民军只有零星部队配合，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和人民军在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但仍是以志愿军为主体进行作战，直至朝鲜停战，一般志愿军在第一线作战的为6个至11个军，而人民军在第一线作战的为3个至4个军团。不但志愿军由中国指挥员指挥，而且关于战争形势的分析判断、战争中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方针等，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等代表中国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主张，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实施的。许多也都报告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基本上都是表示同意或赞成。如在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八线后，是否越过三八线作战问题，1950年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因有事准备回国，向苏联副外长安·葛罗米柯辞行。王稼祥就朝鲜战场形势问道：“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这虽然是王稼祥与葛罗米柯之间的谈话，但实际上反映了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意图。紧接着，12月5日，联合国13个亚非国家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代表团，“呼吁北朝鲜当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声明它们没有意思使它们控制下的任何部队前往三八线以南”。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拟订了如下五个条件：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中逐出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采纳上述五个条件，即可召开五大国代表会议，签订停战条件。12月7日，中国政府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五个条件，并且指出在联合国未就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拿出意见之前，不宜亮出这些底牌。
1951年2月，毛泽东根据战场情况，决定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6月至7月毛泽东关于准备与美方进行停战谈判和拟就的谈判议程，8月下旬毛泽东就美方在谈判期间在中立区滋事破坏，朝中方面宣布暂停谈判，11月中旬毛泽东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将达成协议对谈判形势的估计，1952年1月和2月毛泽东关于谈判中停战安排方案的考虑，12月毛泽东关于美国可能进行大规模登陆军事冒险的判断，等等，均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的复电用词基本上是“我们同意你关于朝鲜未来战争的看法”、“对你们的建议我们没有异议”、“我们认为你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同意你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同意你所拟订的计划和你对谈判进程做出的估计”等等。
金日成与毛泽东个别问题产生分歧时，斯大林支持毛泽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和朝鲜方面在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总体上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意见分歧，为能在战争中达成行动上的一致，毛泽东均将情况报告斯大林，由斯大林作出裁决。斯大林的裁决都是支持中国方面的意见，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例：
一是关于组建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指挥机构问题。从志愿军入朝开始，彭德怀就主张建立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指挥机构，以便于作战。彭德怀直接或通过朝鲜派到志愿军担任联络的朴一禹，几次与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进行协商，史蒂科夫也主张建立联合指挥机构，但直到第一次战役结束，第二次战役诱敌深入已开始的1950年11月中旬，仍没有结果，并且在第一次战役即将结束时，已经发生了人民军误击志愿军事件。l1月13日，周恩来就此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彭德怀同志提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史蒂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史蒂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史蒂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胜利是有把握的。”斯大林接电后，于当月16日回电，提出同意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将此意同时电告金日成和史蒂科夫。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结束后，12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与金日成协商，组成了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实现了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的统一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