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书籍在述及蒋鼎文时，只点到他为蒋介石传令递箭，未作深入，且语带贬意。然如梳理思考海内外相关文献史料就可发现，蒋鼎文实是“西安事变”的关键性人物，是从生发到结束的全程参与者，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新职成为导火线

　　蒋介石实地考察西北后意识到，用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剿灭”陕甘边境的中央红军已不可能，为此他将原准备对付“两广”的中央大军渐次调来。调入的中央军由谁指挥？蒋介石经过“苦思焦虑”，选中了蒋鼎文。

　　蒋鼎文是1936年12月8日赶到西安的，蒋介石让他即时出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当时西北“剿总”指挥东北军20万人，17路军4万人，马鸿逵部2万多人，马步芳部1万多人，而胡宗南的3万中央军，原由蒋介石直管。如今由蒋鼎文出任“剿总”前敌总司令，他不但可指挥调入西北的中央军，还可指挥原有西北兵力及胡宗南部。前敌总司令这个位置，在直接对敌方面有时强过副总司令，按照蒋介石指挥习惯，他往往直接下令给前敌总司令。这样一来，张学良“副总”之位实际上被架空，且“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部设置在平凉，显系与中央红军近距离接触。

　　12月9日下午，蒋鼎文与张学良见面。张告诉蒋，抗日之事他与委员长分歧节点依然在攘外安内次序上，蒋鼎文则申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张学良明显感到蒋鼎文流露让他交出军权之意。周恩来有过分析：“蒋介石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一个西安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同日，蒋介石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函，信云：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陈诚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蒋介石于11日下午把张学良、蒋鼎文等召到华清池晚宴。席间蒋介石向张学良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

　　“汉卿，现在铭三来了，我知道你们二人意气相投，我命他到此协助你，今后剿匪军事，我派他为前敌总司令，总部设平凉，由你指挥他，再由他转知于学忠、杨虎城、陈诚、朱绍良、卫立煌各总司令办理，限你们在三个月内肃清残匪。”（台湾《蒋鼎文将军纪念集》1976年印行）

　　张学良对蒋鼎文新任之职颇感不快。

　　《大公报》12月12日要闻版刊出西安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采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对蒋介石密嘱的主旨作了点睛之笔的排版。

　　电文如下：“

　　[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60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读者拿到这天《大公报》时，报上所列的命令发布者和受命者都在这一天成了张、杨的阶下之囚，可算得上新闻史上的别样趣闻。

　　在蒋介石张弓搭箭，欲射未射之际，张、杨抢先一步开弓，这是蒋介石所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