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今年整整100年了。这是一场根本政治制度变革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的发生，一般认为是清政府的改革速度太慢导致的，但也有人认为是清政府的改革速度太快有以致之。那么，为什么会在这时发生这场革命呢？

这要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三股政治势力的各自取向和力量对比分析。

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三股政治力量：一是清政府，这是统治力量；二是立宪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三是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后两股力量是甲午战争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兴力量。

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开端，它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为途径，目的是“自强”御侮。但是，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政治上的破产。接下来中国该何去何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一种是康有为的维新之路，一种是孙中山的革命之路。在 19世纪末，主张渐进的维新之路得到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这时候，革命还被看作大逆不道，孙中山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把革命党人看作“乱臣贼子”，“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但是，维新变法运动昙花一现，即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中国又成一旧世界”（李鸿章语），盲目排外的守旧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结果是他们为了逞一时之快，利用义和团，并向各国宣战，导致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京沦陷，慈禧西逃，清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慈禧还算明白，知道她两年来的作为不得人心，给清王朝带来了统治危机，于是在逃往西安的半路上就急忙发布谕旨，宣布实行“新政”，以收拾人心，挽救危机。此后，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官制、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的改革，实事求是地说，“新政”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可圈可点。

但是，这些“新政”对收拾人心、挽救危机的作用并不大。一方面，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反清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并不断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这时，不但听不到人们“恶声相加”，“有识之士”还为之“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1905年8月，这些反清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盟会。另一方面，由维新派转化而来的立宪派并不满足于清政府在一般制度上的改革，他们要求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即实行君主立宪，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立宪派把小日本战胜大俄国看作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呼声迅速高涨。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三足鼎立的局面于此形成。在这一格局中，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都是有同有异，只有革命派和清政府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在这种局势下，清政府的正确选择无疑是应该笼络立宪派，因为革命派它是笼络不住的。事实上，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决定仿行宪政。对此，立宪派是欢迎的，当时大多数国民也是欢迎的，尽管很多人同情革命，但那是出于对清政府的恨，革命毕竟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会流血死人，是不得已时最后的选择，能避免时要尽可能避免。现在清政府既然表现出开明的态度，采取了进步的措施，人们自然会支持，据报道，当时人们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感到中国终于有希望了。

对此，革命派是不欢迎的，不但不欢迎，还要阻止，道理很简单：清政府的进步会加强它的统治基础，会加强它统治的合法性，相应地会减低革命的必要性，妨害革命力量的壮大。于是，革命派对此先是阻止，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的时候，革命党人吴樾就怀揣炸弹跟上了车。吴樾的炸弹不仅没有阻止、反而更坚定了清政府仿行宪政的决心。此后，几乎是清政府每出台一项改革措施，革命派就予以攻击，尤其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革命派一口咬定是假立宪，是“欺骗”。

对于革命派的起义活动（自然是在国内），清政府当然是全力镇压；而对于革命派的排满革命宣传和其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指责（这却是在海外），清政府却不会去与之辩论。倒是立宪派充当了维护清朝统治、支持预备立宪活动的辩护士，千方百计地论证革命的恐怖和立宪的好处，双方主要围绕着革命派的反清排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实事求是地说，革命派的反清排满宣传充满激情，以满族对汉族的残酷统治及其给中国造成深重的民族危机立论，煽动人们的“民族”情绪，是当时最能号召人的旗帜。而立宪派在满汉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则相当理性，相当正确，但是在当时，正确的理论却不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情绪压倒理性，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