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何找到姚文元

　　毛泽东在1967年谈到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过，江青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姚文元的这个班子指的就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江青为批《海瑞罢官》是1965年2月来上海的。在这之前，1964年10月江青在北京先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李希凡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把批《海瑞罢官》理解为写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与吴晗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还认为要把《海瑞罢官》与1962年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很难，因为两者扯不到一起。11月间，江青为批判周扬的文艺思想又找过李希凡，但李希凡认为周扬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水平比自己高，所以也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去做。

　　这些事都是李希凡自己告诉胡锡涛，我是从胡锡涛那里知道的。胡锡涛原是复旦中文系的教师，后调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文革”期间李希凡到上海来，当时我问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事，他没讲。江青找李希凡没能达到目的，就到上海来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然后通过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将任务交给了姚文元。

　　那么江青为什么会先后找李希凡、姚文元这两个人呢？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北李南姚”之称了。他们两人都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党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尖兵”。在学术上，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有其积极意义，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小人物则往往成了工具。以小人物牵制大人物，“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权臣的一种手段。对毛泽东来说，使用小人物还有其方便的地方，他可以进退有据。有了差错，可以说他们年青，有片面性；问题严重时，随时可以弃之一旁。而这些“小人物”又尽心尽力、感恩戴德地效忠于他，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也正是“小人物”最可悲的地方。而小人物有了毛泽东的支持，也会以势压人。

　　姚文元是毛泽东在上海看中的“小人物”。姚文元出生于1931年12月，与我同年，1948年在读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崔震。上海解放后，崔震在蓬莱区委工作，做组织员。那时我是这个区清心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我是在高二时参加地下党的），崔震负责联系我的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不过在“文革”时，我与姚文元都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这么一层关联。姚文元解放初在卢湾区团委任宣传干事，业余写一点文艺评论。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的文章，对姚雪垠关于文艺创作的看法提出商榷，这也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姚雪垠是毛泽东关注的作家，所以姚文元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但姚文元真正起家的文章是“反右”运动中6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这篇文章将《文汇报》的版面与其他报纸作对比，批判《文汇报》的办报方向不对。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在6月14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于是姚文元一下子成了“反右”英雄。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着眼点是政治批判，与他以前的文艺评论是不一样的。作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兵，这是毛泽东为姚文元所确定的角色，姚也自觉地进入这样的角色，并主动地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为主人去寻找猎物，成了政治上的“撬棒”。由于他不是这些领域的行家，他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批评便不可能那么准确，所以人们会称他为“棍子”，成为一手拿框子，一手拿棍子，到处挑刺整人的人。但他乐于做这样的“棍子”，因为他是从正面去理解这个角色的，而且有党组织的需要，有市委在背后支持。

　　江青先找李希凡，没有弄成，再找姚文元，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起家的路子不一样，姚文元是靠政治批判起家的，他的政治敏感性高于李希凡，李希凡则是靠学术起家的。所以，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姚文元跟上了，李希凡就跟不上，也因为这样，两个人后来的命运也不一样。就为人和品行而言，姚文元很像历史上的酷吏，如汉武帝时的张汤、杜周。张汤处理案子时都是对照《春秋》经文来办理的，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判案，而杜周处理案子则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但张汤被逼自杀后，家中除皇帝赏赐外并无其他财产。姚文元写文章也完全是按上面的意图，自觉地去作好“尖兵”的角色。姚文元作为毛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善于深文周纳的刀笔吏，为受过他伤害的文化人所痛恨。然而，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角色与日常生活中的他还是有区别的。他在生活上可说非常简朴，平时穿着很随便，吃饭时拿个饭碗就到食堂去了。1967年1月4日，他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到武康路我们办公的地方来见他的妻子金英，正好是吃饭时间，他拿起饭碗就吃起来了。他对我们写作组成员的态度也始终没变过，并没有升到中央后就盛气凌人了。我与他前后相处十年，见面时始终非常正经而严肃，没有一句玩笑话，除了公事以外，从未谈过一件私事。姚文元与张春桥还是有差异的。张比姚更有心机，姚比较单纯些，书生气重些。

　　姚文元找我提供有关海瑞的资料

　　姚文元接到批《海瑞罢官》这项任务后，大约在1965年的3、4月间来找我，因为批《海瑞罢官》与明史有关，而我是研究明史的。

　　当时我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组长，组里还有王知常、吴瑞武和朱维铮。我们当时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自发组成了一个写作集体。最早是我与王知常、朱维铮一起，写些关于乾嘉学派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取了一个笔名“罗思鼎”，即做革命的螺丝钉之意。1964年被上海市委集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一起去的还有金冲及，最初他是历史组的组长。借调我们是要写一篇与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未定稿》，用的也是罗思鼎这个笔名，从此它就成了历史组的集体笔名。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他也兼管华东局的内刊。文章发表后，我们被集体留下来，因为内刊编辑部没有历史组。不久，石西民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金冲及也被他带走。我们由张春桥接掌。因为张春桥不兼华东局的工作，上海市委属下的写作人员就与华东局内刊分手，单独成立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是徐景贤。写作班有三个组，文艺组由徐景贤负责，哲学组由郭仁杰负责。我们就成了写作班的历史组，由我担任组长。那时我们在丁香花园中厅老虎尾巴下的那个办公室里办公。

　　姚文元是到丁香花园直接来找我的，说市委布置他写文章，要我帮忙。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在这之前，我从未与姚文元见过面，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并不认识他。虽然我们都在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内工作过，姚文元兼任华东局内刊的编委，但并未看到过他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姚文元个头不高，比我矮，胖胖的，那时才30多岁，但已秃顶。他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也没改变。

　　当时姚文元对我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要我帮助找些资料。他是奉市委之命，也就是以组织的身份来找我的。我这时一点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最初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还有就是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当时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在这之前我个人与吴晗有过直接的接触。1963年冬，吴晗为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事到上海来参加会议，会议是在锦江饭店举行的。我与谭其骧等都参加了。吴晗个子不高，头发微秃。虽为高官，但为人很和气。会议期间，白天开会，晚上我有时间与吴晗聊天。作为明史权威，吴晗主要研究元末明初这一段。我研究明史的重点在明朝后期特别是明清之际。我向吴晗谈了我对晚明和明清之际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如明末的社会问题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明王朝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与庞大的官僚机器内部的重重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吴晗听得很认真，并称赞我对于明史的看法。之后他对谭其骧讲，愿意收我为他的学生。谭其骧将这话告诉了我，我听后感到不好办。因为我在复旦有自己的老师陈守实，转而去拜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为师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没答腔。但可以看出，吴晗通过与我的谈话对我的印象不错，还要我以后到北京就去找他。但到开始批《海瑞罢官》时，我是根本无法给他通消息的。

　　我是在看到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时才知道要批吴晗，这时已无话可说，更不要说打招呼了。当然吴晗更不会知道我在写作班帮助姚文元写文章批《海瑞罢官》了。后来展开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后，有人对姚文元说，朱永嘉是吴晗要收作学生的。在这之前，姚文元不知道此事，听了这话后就紧张了，忙问怎么回事。我就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姚文元也就不说什么了。当时如果把这一情况透露出去，肯定是一件大事。因为姚文元用了吴晗看中的人，这还了得。当然对我而言就更糟糕了。

　　向姚文元提供了最初的资料后，我又到图书馆中找出《明史》、地方志和笔记中的相关资料提供给他。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在看了这些材料后，就要我谈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我就讲了海瑞的主要生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讲了海瑞这个人耿直，敢讲话，廉洁，为老百姓做过几件事，还谈了学术界对海瑞的评价。这时我并不知道姚文元写这篇文章要批判谁。有人以为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我写的，这是不对的。但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不断来问我一些具体史实，以及一些资料应该怎么解释。姚文元的文章第一稿写完是5、6月间。我一直到9月第八稿出来时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之前他没给我看过。到第八稿给我看时，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这一稿我与他讨论过。第八稿差不多就是最后的定稿了，以后的修改都是局部性的修改，即材料或提法上的改动。姚文元写这篇文章是在高安路的华东局机关里，他与胡锡涛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胡告诉我，姚就在那里写的那篇文章。

　　我看到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时，它的重点就是批剧中的“退田”、“平冤狱”，认为海瑞的退田是退给中小地主和富农，而不是退给农民，所以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文章的第四部分将剧中的事情与1961、1962年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将退田与要求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因此《海瑞罢官》是现实中“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的笔杆子，是市委在文艺界和理论界的代言人。所以他写文章，我们都知道是代表市委的，不会去问也不能问他文章的具体背景。我们相信市委，认为市委的决定总是正确的。当时我是共产党员，当然要听市委的，根本不会对姚文元写这篇文章有任何的疑问。那时我们的笔名“罗思鼎”，就是表示要做革命的螺丝钉，这也是列宁提倡的。

　　1965年9月陈丕显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给江青带去了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实际上就批判吴晗一事向彭真打了招呼，问他吴晗可不可以批。彭真接了话，说吴晗的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上海方面不向北京打招呼的问题，招呼是毛泽东打的。当然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时不会很明白毛泽东话的含义，但姚文元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会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

　　我是在10月底11月初知道姚文元的文章要发表了。那时我随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在上海郊区的横沙岛，与王知常等一起参加“四清”运动。我们是9月份下去的，在讨论完第八稿之后。我在横沙岛最偏僻靠海的一个大队，叫做新生大队的，担任“四清”工作队长，负责这个大队的“四清”运动。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文汇报》的陆灏打电话到横沙岛，说姚文元的文章要发表了，要有事情做了，叫我回市区。于是我就结束了“四清”工作回到写作班。

　　那时我们写作班的办公地点已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到不远处的华山路与武康路转角上，门牌是武康路2号。这是一幢假三层的小洋房，属于警卫处管辖。屋前有一小花园。房子年久失修，非常简陋。我们的办公室在二楼西侧的一个大房间，内放六张写字桌，并排一字展开。我们历史组四人，每人一张桌子，姚文元也有一张，就在我的旁边。他不是每天都来，时常下午过来，见我们都在，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我们办公室的北面，他还有一个小间，许多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读书写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座小洋房先是成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所在地，以后是马（天水）、王（少庸）小组的办公室，马、王两人就是在此“解放”的，后来又成了关押陈丕显、曹荻秋、石西民的地方。我回到市区后就在武康路着手准备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工作，但并不知道文章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发表稿已经是第十多稿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几天，11月3、4或者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我也在场，因为文章的最后改动，在资料上有问题总还得问我。

　　会议是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开的。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方步，曹荻秋一会儿坐，一会儿站。陈丕显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杨西光问姚文元，你准备给吴晗带什么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姚文元回答是什么就是什么。杨西光还问姚，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曹荻秋对文章中的具体细节提过一些意见。所以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上海市委同意才拿出去的，当然最后发表的时间是毛泽东决定的。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当天早晨，姚文元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想到要给邓拓打个招呼，这是张春桥自己告诉我的。因为以前他们在晋察冀边区时在《晋察冀日报》共过事，邓拓是报纸的主编，张春桥是理论部主任，算是上下级和老朋友。但张春桥电话打过去，邓拓不在办公室，没有直接联系上。后来姚文元文章出来后不久，邓拓在11月下旬说过“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吴晗这时候就知道批判有来头，应该是邓拓告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