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四川崇庆县人。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天，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归叶剑英领导的余家英被派入张蔚林的情报小组。

　　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插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是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不料此时，张蔚林却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可是，张蔚林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

　　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余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等7人押上刑车。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