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国精神的高岸轰然坍塌一隅。

　　1月19日，梁启超因协和医院值班护士之误，死于手术医生之手。

　　3月15日，梁之好友，南开新私学创始人，用一生来“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通文理之用”，用一生来信守“立国自由民主，立人忠孝仁义”的严范孙先生，亦病逝于天津了。随之而来的夏季，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在党国派来的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先生的演讲声中终结了。

　　静安之碑

　　这一年的6月3日，乃王国维绝命两周年纪念日，值此国学院谢幕时，清华师生请求为静安先生(王国维字)立碑于校园工字厅东南。

　　碑之铭文，清华人敦请陈寅恪先生来作，寅恪先生椎心泣血，发为斯言：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斯言一出，正本清源，非独为静安先生立一丰碑，实亦欲以静安先生为表率，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立一文化个体性的精神丰碑。

　　静安先生临终前，留下绝命词：“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五十而知天命”，王国维和鲁迅，都预见了革命就要来临。鲁迅继《狂人日记》后，发表《阿Q正传》，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前者是文化革命寓言，后者是社会革命传奇。

　　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大谈“殷周之际革命”，他多么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一场像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革命，没想到他曾向往的革命，召唤出来的却是吃人或被人吃的阿Q们。

　　鲁迅作为“狂人”之一，没有逃避这场阿Q式革命。但他却像“狂人”一样，对革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如何能在革命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国民革命中既批判国民性而又不成为“人民公敌”？如何在压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前进而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这便是鲁迅！

　　王国维太单纯，他应付不了如此复杂的革命，无法在吃人和被人吃之间生存。

　　当即将来临的革命，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他将怎样的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他面对的革命，不但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反而要毁灭其文化理想。

　　一种文化理想，当其受难时，必有殉之者如静安先生，亦当有守之者如寅恪先生。

　　记得梁任公在袁氏复辟帝制时曾说，哪怕四万万人都服从了，只剩下他一人，他也要反对帝制！不为别的，只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我们相信，他对国民党训政及其党化教育也会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