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成立之初的情景，并不像现在许多文艺作品描绘的那样“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象更新

　　在早期革命史上，各方都不看好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曾经说，“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斯大林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最想见的人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当时是红军总司令、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却给他泼了凉水。蒋介石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高呼共产主义万岁，可托洛茨基却冷静地说他是新军阀，托洛茨基警告斯大林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

　　当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认识不是那么正确，开始对中国革命变得非常谨慎。这时候托洛茨基也开始调整，从原来正确的立场调整到了不那么正确的立场。托洛茨基的想法变为“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这就是我们党成立之初的残酷情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从国内到国外，甚至包括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内，几乎没有人看好这个党，并不是现在许多文艺作品描绘的“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象更新的情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但颇让党史遗憾、颇让后人遗憾的是，“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未出席。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所以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现在很多人的回答不外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指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如此等等。这种回答方式是理论化、书本式的。

　　毛泽东在1928年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专门谈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列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这一条也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未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然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我们的红色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川黔根据地等都是边区，各省交界的边区，各省军阀之间权力的结合部。各个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造就了我们能够存在的这样一个空间。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和战争，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关键性特质。毛泽东敏锐捕捉到并深刻分析了这一特质，最终破解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中国革命中最核心的命题，在此基础上，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真正结合。

　　长征的时候，一方面有工农红军的舍生忘死、英勇奋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矛盾，与广西军阀白崇禧的矛盾，与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的矛盾。正因为各路军阀不可能一致对付我们，正因为连蒋介石也想利用追击红军之机解决地方军阀，才使中国革命出现了胜利的可能。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在这一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著名论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最终使胜利的可能变为了胜利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的光芒是在共产党人最困难的时候，革命最艰难、前景最黑暗的时候迸发出来的

　　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无数至死不渝的忠诚，也有寡廉鲜耻的叛变。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一次发生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一次发生在1934年红军长征前后。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后来有龚楚叛变，还有许多大家都知道的人叛变了。其中有不少人在中共身居高职。大浪淘沙，这些人没有选择坚持下来，而是选择了出卖信仰，结果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随后的“围剿”与“剿共”中，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志彷徨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毁灭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重新把他们造就出来。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经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可共产党人为何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今天中国共产党发展一名新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回首当年的党员入党，是现在的党员们所无法想象的。国防大学原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他入党时的情况，感慨万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一句：怕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个年代的事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虽很简单，却很严酷，一句顶一句。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是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生命只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真正的英雄播种而不参加收获。中国共产党的光芒不是在共产党人最辉煌的时候迸射出来的，也不是在我们取得一个个胜利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而是在共产党人最困难的时候，革命最艰难、前景最黑暗、似乎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迸发出来的。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我们这个军队的脊梁，也是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稳固存在的脊梁。

　　如果不建立强大的精神内核，物质再丰富也无济于事。只有构建好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共同精神家园，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必须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做主张。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张学良也说过：我是个爱国狂，如果国家要我的脑袋，很简单，立刻就给。这是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赤子之心。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还需要这样的心声吗？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心声，那么这个时代又会属于谁呢？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民族精神教育、国家尊严教育、英雄主义教育，不但是应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思想文化挑战的有力武器，而且是通过心理认同、历史认同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

　　与我们毗邻的俄罗斯，年轻人结婚，自觉自愿去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幼儿园的教师带着孩子们在无名烈士墓前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这是何等震撼人的画面？俄罗斯人从小就在培育何等强大的精神内涵？狄德罗曾说过：“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被什么东西感动呢？”如果除去金钱和权力我们便不再为其他事物感动，那么一个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

　　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思想，否则解放的都是欲望。当今世界的强国，无不在强化国家精神方面大做文章，无不把他们的光荣、梦想与牺牲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我们还必须、同时也完全能够积聚同样的精神财富。从1840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两百年发生了和将要发生何等波澜壮阔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牺牲奋斗的成果。我们的思维和理论也必须跟上这一惊天动地的伟大实践，真正认识它、总结它、积累它，才能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和成熟。获得这样的基础，未来去完成的，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