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民生实业公司成立后，经营四川航运，即首先废除四川轮船经营的买办制，建构起公司现代化企业的有效管理制度，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其中特别期望以能胜过当时欺凌中国的日本轮船公司为首要目标。1933年4月卢作孚特别请瞿士煊到民生公司永年轮(后更名民俗轮)上讲演“战胜日本茶房”，卢作孚在瞿士煊讲演文的后记中提到:“瞿先生讲演词中有两句最精粹的话，就是‘请永年茶房，战胜日本茶房’。推广起来，应该是:永年全部船员战胜日本船员，乃至民生公司全部船员战胜日本船员，乃至中国各业人员战胜日本各业人员。”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船队在3个月内疏运南京、上海地区政府机构、学校、学术团体、兵工器材，民间工厂、人民后撤到武汉和四川，共计赶运一万多吨。考虑到应对日军封锁，民生公司还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对应举措，未雨绸缪地解决战时川江航运问题。

在抗战前，中国的造船、修船业及燃料供应大多集中于上海一地。民生公司当时有46艘轮船，其中32艘是以柴油为燃料，每月约需要油300吨。抗战爆发后，长江被敌封锁，柴油来源断绝。为避免不久后可能一半以上船只无燃料可用而停航情况的发生，民生公司积极从香港、广州、长江沿岸，到处搜购柴油，共得四千多吨。有了这四千多吨柴油，民生公司在汉口、宜昌大撤退中(共使用两千多吨柴油)安然完成了任务。

战时船舶的维护保养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抗战前，民生公司有一半以上轮船在上海修理，其轮船所需机器零件设备完全来自上海，或向国外采购，由上海进口。上海沦陷后，轮船需要返回重庆民生机器厂修理，而机器厂的扩充、修船所需零件设备的储购，成了运输持续的保障。民生公司紧急从上海、香港、汉口等地搜购所需零件设备两千多吨。此项储购，不但让民生公司得以扩充民生机器厂设备，承担轮船修理，还让民生公司因战时油料短缺，将燃油轮船改造为燃煤及建造燃煤新船(需要一千多吨零件设备)，得以承担战时川江航运、维持战时后方交通。

此外，造船技术人员的确保成为当时的关键。抗战前，中国的造船、修船业大多汇集于上海、大沽、青岛、马尾等地，其中上海更是汇集了全中国造船、修船技术人员的精英。考虑到抗战开始后如任我国造船业人才星散，甚至为敌所虏，将会对我国的造船和维修造成巨大损失，民生公司在造船厂撤退时，于大沽、青岛、上海、马尾等地尽力召集延揽造船技术人员入川，并取得了成功:原周恒顺机械厂厂长、著名的轮机工程师周茂柏，应卢作孚之邀，担任民生机器厂厂长；著名的电气工程师陈仿陶担任民生机器厂副厂长兼工务处处长；上海江南造船厂造船专家叶在馥担任民生机器厂总工程师；另如担任民生机器厂工务处修造总监的王超、工程师刘学曾等均为当时造船界的知名人士。这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加入，让民生机器厂在大后方毫无人才紧缺之感。民生公司在抗战期间继续扩大人员和设备，进行川江轮船改造(如将燃油锅炉改为燃煤)、修船及建新船，不仅使民生机器厂成长为大后方最大的民间造船机械厂，也有力地保障了大后方水上交通。

由于采取种种紧急应变措施，储备航运所需大量油料、零件设备，并收揽了大批人才，民生公司不但得以完成1937至1939年长江大撤退的任务，而且撤入四川后更扩充了民生机器厂，进行旧船改造和建造新船。在抗战期间，在民族工商业萎缩的情况下，民生公司的船只，由抗战爆发前的46艘增加到116艘，成为战时最大的轮船公司，担负四川航运的主力。由于储备了航运所需大量油料、零件设备，虽然日军封锁导致四川物资奇缺及物价高涨，但民生公司依然坚持了下来。1943年，卢作孚曾回忆说:“汉口宜昌撤退以后，剩下来的油和五金器材和配件，不但支持了这几年的使用一直到今日；而且还支持了这几年的亏损一直到今天。假若没有当年的若干油、五金器材和配件的准备，而完全靠今天的大量的高价收购，或且无法收购，来供应全部的使用，则其亏拆及其航行的困难，将更不堪言。”（简笙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