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3月27日，星期三，深夜。

　　《标准报》的编辑部收到了一则来自上海的电讯：中国天津至大沽的铁路（津沽铁路）发生了一起“灾难性的”火车相撞事故，伤亡惨重。该报立即刊发了这条消息，并指出，如果这一噩耗属实，那将是对大清帝国铁路发展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

　　噩耗总是比喜讯真实。两天前（3月25日，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四）的夜晚，的确有两列火车在津沽铁路军粮城站迎面对撞，并引发大火，造成数十人伤亡，死者多数被活活烧死，十分惨烈。

　　一连串的违章

　　悲剧发生在军粮城，今天津市东丽区。

　　这是一座位于华北平原中心地带的千年古镇，从唐代开始，为了防备北方的奚部落，在此屯驻大兵，转运军粮，因此得名。津沽铁路从军粮城穿越而过，这令它再度成为京畿交通的要道。

　　这一天傍晚，按照行车时刻表，将有两列火车在军粮城交会。

　　一列是从天津开往塘沽方向的，英文报道多称为“下行列车”，《申报》则称为“天津火车”。这是一列客车，共有4节车厢，司机是英国人Jarvis。《申报》的记者当时没搞清司机的名字，就用绰号“大鼻子”代之。据《申报》说，这列客车编号为“l1”。车上的司炉工是华人“阿尚”。

　　另一列则是从唐山方向开来，经塘沽往天津的“上行列车”，《申报》称为“塘沽火车”。这是一列货车，装着20多节车皮的煤、砂石等，只在最后加挂了一节客车。根据多家英文报纸记载，撞车时，这列货车上的司机也是英国人，名叫Dawson。但根据《申报》报道，这列货车在塘沽站时换了司机，之前的司机姓名则不详。另有一名华人司炉工，名叫“马六”，3天前刚刚新婚，度完婚假回来上班。

　　为叙述方便，下文将这两列火车分别称为“天津客车”与“塘沽货车”。

　　按规定， “天津客车”从天津的发车时间为下午4:35时，“塘沽货车”从塘沽发车时间为4:40时，相向开行，于5:28时在军粮城交会错车。

　　“天津客车”准时发车，5:05时就到达了军粮城，停车等待。但是，等了近3个小时，还看不到“塘沽货车”的踪迹。《申报》记载，当“塘沽货车”在塘沽站装卸货物时，原来的司机居然擅离职守，端着猎枪去打鸟，却鬼使神差地伤了自己的手指，赶到医院去救治，耽误了发车。车站无奈，只好临时另外找了司机。“司机打鸟”，是导致大悲剧的第一个因素。

　　津沽铁路沿线，通讯并不落后。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电报几乎是唯一未受到激烈抵制的新生事物。早在1877年，李鸿章就修建了从天津机器局到城内总督衙门的电报线(“津衙线”)，成为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这一天也没有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完全可以排除通讯技术的问题。在塘沽车站延误发车的数小时间，塘沽车站和军粮城车站之间，居然没有进行联络沟通，这 “疏于联络”是导致悲剧的第二个因素。

　　对面不来车，“天津客车”就只好等在军粮城，“大鼻子”司机Jarvis实在不耐烦了。终于，他等不住了，不顾条令的规定，在8:30左右启动了火车，开往塘沽方向。根据The Celestial Times出版的一份英文编年史记载，此时军粮城站的华人站长，试图阻止Jarvis违章开行，但没有成功。 “违章开行”，成为悲剧的第三个因素。

　　更为恶劣的是，《申报》报道说，当“天津客车”在军粮城停车等候时，Jarvis百无聊赖，居然喝得酩酊大醉。“酒后驾车”这第四个因素，进一步拉近了这列客车与死神的距离。

　　于是，浑身酒气的Jarvis驾驶着“天津客车”驶向塘沽。此时，4节车上共有28名乘客，他们并不知道，一连串的违章操作，正在将他们带向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