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1963年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凡见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细认真研读。

　　1964年9月我考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这时我才从所里同事那里知道戚本禹原在中央办公厅任信访科科长，后因发表几篇影响很大的史学文章，调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1965年底，我们这批1964年进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自劳动锻炼的农村回到北京，这时，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已经在《红旗》杂志发表。这篇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文章在当时“极左”氛围越来越浓的时候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成为史学界人人必读的文章。第二年三月初的一天，当时历史所学术秘书室负责人郦家驹召集应永琛、朱大韵、李斌成、程喜霖和我五人开会，说是戚本禹找到历史所领导尹达，要求历史所找几个人到《红旗》杂志帮助他工作。经组织研究决定，派我们五个人去。郦说：“戚本禹这个人说话很冲，你们要小心谨慎。”

　　第二天上午，我们五个人一起到了位于沙滩的《红旗》杂志编辑部。这里原是老北京大学的校园，临街的红楼曾是李大钊、毛泽东工作的地方。大院北部的一座楼的墙壁上还依稀可见用红漆写的“民主广场”四个字。当时《红旗》杂志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两个单位在同一座楼上办公。这座楼是新建的，共五层。大概为了与前面的红楼协调，这座砖石结构的大楼使用的建筑材料也是红砖红瓦。这座楼尽管不高，但楼内装有电梯，室内装饰也比较考究，一律木地板，有的室内还铺着厚厚的地毯，较之历史研究所显得高级多了。

　　《红旗》杂志在四楼办公，我们五人被安排用两间办公室，室内写字台、沙发椅、沙发一应俱全。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字本的《参考消息》，而在历史所它只能在所级领导中传阅。也是在这里的电话号码簿上，我第一次知道中共中央有一个理论小组，组长是康生。到《红旗》杂志后，是戚本禹的助手张玉铭为我们安排了一切。安排停当后，戚本禹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在历史所工作是很幸福的，因为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前几天《光明日报》的记者找我，问我史学界的情况，我告诉他，尹达是史学界的‘左派’，你可以找他了解。”接着他布置我们的工作，协助他编《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可以利用中宣部、马列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图书馆的一切资料，具体事宜找张玉铭解决。此后，我们就开始了工作。先拟订提纲，经几次反复，最后由戚本禹定下来。接着我们找来了毛泽东所有著作的版本，一篇一篇地读，按提纲要求将需要的资料抄录下来。戚本禹有时过问一下我们的工作，有时也就史学界的一些问题随便议论一番。有一次谈到项羽，他说：“史学界有人将项羽定为六国旧贵族的代表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出身是楚国旧贵族，但当时他是农民起义军统帅。项羽在新安坑降卒２０万，错误严重，但也是出于农民对统治者的仇恨。你们同意我的观点吗？如同意，以后咱们一起写篇文章，让史学界热闹热闹。”

　　一次，大概是我们到《红旗》工作十多天后，戚本禹让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进去时，他正打电话。他对对方说：“我看不要批了！”他放下电话，对我们几个说：“刚才我打电话给郦家驹，给田昌五讲情，要他们不要批田昌五了，让田写写批判文章么！”我对他说的话摸不着头脑。后来应永琛告诉我，1964到1965年的海阳“四清”结束后，历史所党组织对田在那里的“错误”进行批评，并做了组织结论。“文革”爆发后，田昌五在一次大会上说：“海阳‘四清’中的问题是刘导生搞的，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说我翻案，我就是要翻案！”我这才知道田对历史所党组织对他的批评耿耿于怀，此事大概不了了之。戚本禹与田昌五的关系一直不错，1967年江青的讲话稿《为人民立新功》发表后，因为其中涉及《战国策》上的一篇文章《触詟说赵太后》，戚就让田昌五将该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次戚见到我们，还提起这事说：“我那是让田昌五亮亮相么！”

　　1965年底，孙达人发表了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轰动。1966年3月份，《光明日报》就“让步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学术座谈会。当时北京史学界的名流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等都参加了。戚本禹开完会回来，对我说：“在会上我看见你老师了，侯先生说他从来没有讲过让步。翦伯赞看见我，赶过来要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最近我还准备写批判他的文章呢。”

　　第二天我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学术座谈会的纪要，已经感到巨大压力的翦伯赞在会上再也不敢阐述自己关于“让步政策”的观点，只是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讨论。没过几天，戚本禹、林杰、阎长贵联名发表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翦伯赞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应该批判》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我们最先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并且都仔细读了。当天晚上，戚本禹没有回家。吃过晚饭，他同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故宫和景山附近散步。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那篇文章。戚说：“这篇文章写得有点粗糙，因为是几个晚上赶出来的，我们一边写，印刷厂一边排，看了三遍清样，就去找康老签字了，以后又送《光明日报》连夜发排，所以没有来得及仔细推敲。我还得向李斌成表示歉意，他也参加了写作，名字没出现。”我这才知道李斌成是这篇文章的撰稿者之一，还很为他没能在文章上署名抱不平。戚问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我们当然都说好。我说：“整篇文章高屋建瓴，气势凌厉，翦想反驳都不敢。文中开头几句写得好：‘当今鼓吹资产阶级史学的挂帅人物，吴晗算一个，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戚听了很感兴趣，问：“好在哪里？”我说：“这里的‘此’字用得好，一下子将翦给突出出来。如果将‘此’字换成‘这’字就平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