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段，因着某种机缘，同某件价值连城的珍稀国宝走到了一起，并且能够不畏敌焰而忘死护卫，其行其节便足堪在青史留写下鲜亮的一笔。抗战中期，叶公超（原名崇智，以表字行，1904—1981）与西周“毛公鼎”的那一番颇不寻常的经历，即应作如是观。

　　先说“毛公鼎”。此物相传于清道光末年，由陕西岐山周原出土。全鼎器形雄浑，铸造精良，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净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整个造型规正洗练，周身纹饰素朴典雅，洋溢着一种清朗敦厚、威而不张的庄严气象。文物界公认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781）时的一件重器，所以名之曰“毛公鼎”，乃因其鼎腹内铸有32行关于“册命”毛公瘖的铭文。

　　这篇铭文总计497字（一说为499字），是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篇什最长者。它完整地记述了周宣王对其臣属毛公瘖的一次重大任命，委授毛公瘖全权处置邦国事务和治理周王室，同时褒赏他金银、仪仗、车马、兵器。毛公瘖因之感恩戴德，铸鼎以纪，还嘱咐子子孙孙要永远“宝用”。考古学家郭沫若等，给了“毛公鼎”这篇铭文极高评价，认为它“皇皇钜制，辞意恢弘，抵得一篇《尚书》”，史料价值无可替代。至于那些铭文在书法艺术上的峻伟风骨，则早在民国之前，就被学者们目为“金文书法之典范”而备加推崇，以致有“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之谓。

　　凡此种种，足见“毛公鼎”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珍异行列里，居拥着独特罕匹的显耀一席。

　　“毛公鼎”出土后，于清咸丰二年（1852）首先由金石学家陈介祺以重金购得，悄然运回原籍山东潍县，秘不示人；陈氏病故次年，为清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之族裔复又质押于天津俄国道胜银行。入民国，有美、日商贾垂涎，欲出巨款向道胜密购。消息被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号誉虎，1881—1968）知悉，叶迅速筹资3万元，将鼎从道胜银行赎获，仍存津门。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叶氏在离津转赴香港途中，将“毛公鼎”移匿于上海寓所，交托其妾潘某保管。未久，潘为家产的处分闹起诉讼纠纷，事态危及“毛公鼎”。

　　历史至此，使叶公超在不经意间，与国宝发生了一段关涉生死的机缘。叶公超（又有英文名George），祖籍广东番禺，生于江西九江，4岁丧母，10岁失怙，全赖那位后来收藏了“毛公鼎”的叔父叶恭绰抚养，才得以长大成人。1918年叶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骨干。嗣后辗转留学美、英、法，1926年秋回国。当年，便以一个尚未满23岁的文学硕士之身份，登上北大讲台，成了这所老牌高等学府建校以来最年轻的教授。其后，叶公超又曾兼过清华园、北师大和上海暨南大学的教职，还逐渐成为知识界“开一路风尚”的《新月》杂志主编之一。当时抗战事起，北平沦陷，叶公超将妻小送往美国定居，自己随同众流亡师生千里跋涉，奔向敌后，出任昆明西南联大的外文系主任。斯时，已值1939年春。一封寄自香港的快件穿山越水，交到了叶公超手上———叔父叶恭绰苍劲的笔迹赫然在目。

　　叔父在信中，焦急地告诉叶公超上海的事态，说他担心潘某贪婪、撒赖，可能图谋霸占包括“毛公鼎”在内的全部财产，因此叮咛叶公超火速赴沪，代他主持诉事，一定要设法保全“毛公鼎”。叶恭绰这样写道：“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现在把此任务交付于你，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