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夏之交宁粤分裂期间，《大公报》记者徐铸成受报馆委派，在广州采访了另立政府的国民党要人汪精卫和孙科。对于采访的内容以及访谈中发生的一些小花絮，徐铸成在回忆录中作了详细的描述，读来甚为有趣。

汪精卫等另立政府的导火索是“胡汉民事件”。胡汉民是国民党的元老和早期重要领导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立法院院长。当初蒋介石与胡汉民都赞成“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但后来他们推行的“党治”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以及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反对，蒋介石企图顺应这股潮流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胡汉民对此则坚决反对，显而易见，两人的治国理念至此产生了明显分歧。在国民党历史上，胡汉民是老资格，蒋介石与之相比是后生小辈，胡对蒋批评起来常常不留情面，蒋介石对此尤为恼火，多次在日记中表现出不满和愤懑的情绪。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客为名将胡汉民扣押，逼迫胡汉民具书“辞职”:“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随即胡汉民被幽居汤山，身边只有女儿木兰和医生邓真德陪伴，3月8日胡被送回南京双龙巷寓所，但仍处软禁之中，获准来探视的只有孔祥熙和邵元冲两人。对于蒋介石与胡汉民的这次冲突，近代史学者杨天石有这样一段点评:“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宣布训政开始，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主张制定约法，进行‘政治刷新’，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胡汉民事件”无疑是南京政坛的一次强震，也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以行政首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长)身份扣留立法院院长，此等毁法乱纪之事，闻所未闻。胡汉民的支持者更是怒形于色，汪精卫、古应芬、孙科、陈济棠等人乘机起事，在广州发表反蒋宣言，另立国民政府。当时被推为广州政府常务委员的是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邹鲁和孙科，五人轮流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但其中最具分量者当属汪精卫和孙科，所以徐铸成重点采访了他们两位。

汪精卫与徐铸成曾有一面之识，故很快便在寓所接受了采访，并且颇为热情。据徐铸成记述:“第二日晨，雇用汽车，直驰汪寓，至则汪已在阶前伫候，握手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