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18日，我奉周总理之命，尚在天津办理一起匿名恐吓信案件，接到公安部里的电话通知，要我回京参加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当天我驱车回到北京。

　　10月19日，因为于桑还在洛阳没有赶回来，李震让会议推迟。

　　10月20日上午，李震主持核心小组会议。会上，于桑、曾威因为“算旧账”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几乎动粗。李震和我都站起来进行劝解。我说：“争论问题不要这样。”李震让会议暂停了下来。

　　21日没有开会。

　　22日上午9点钟左右，我接到李震秘书郑爱萍打来的电话，他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一个钟头，李部长还没有来，我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这时，我没有太在意。我问:是不是熬夜了？是不是总理有事把他找去了？”我让郑爱萍到李震家里、五号楼找一找，向外面打电话问一问。

　　过了一会儿，郑又来电话说，还是没有找到。他显得有些焦急。这时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要郑爱萍立即通知在家的核心小组成员到五号楼会议室碰头。当时我是管常务的副部长。

　　我来到五号楼下西侧会议室。施义之、曾威、张其瑞也陆续到了，于桑在部外开会赶了回来。

　　郑爱萍向核心小组成员汇报了上班后四处寻找不到李震的经过。我觉得奇怪，李震能到哪里去了呢？大家继续寻找。人们分成几路在院子里搜寻。我和曾威在五号楼，找遍了楼下楼上和三层的小阁楼，都没有结果。

　　这时，空气紧张起来，我们在五号楼的会议室里，惶惶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于桑向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报告找不到李震的情况。

　　在忙乱一阵以后，有人发现李震的夹大衣在五号楼的过厅里挂着，大家觉得更奇怪了。

　　将近上午11点钟的时候，有人慌张地跑来报告，说有两个工人查找到地下热力管道二三十米的深处，大约在李震房前东北侧那个小亭子的地下方向，发现李震吊死在管道上。这时候，大家非常震惊，我也愕然。于桑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电话报告。于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指示：不要动现场，保护起来，不要光由公安部的勘查现场的人员下去，要立即请北京、天津的专家一块来勘查。并且要卫戍区立即派一个加强连，加强警戒，把所有地下管道口都布哨封闭。

　　总理的指示，非常精确。这样使李震自杀的现场保护得完好无损，又由几个部外单位的专家共同进行勘查，写出了材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报告。这一切，形成了施义之等人力图把自杀搞成他杀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根据中央的指示，施义之、曾威等人组织调查组，进行李震的死因调查。

　　头两天，核心小组在一起听汇报，分析研究情况。后来，我感觉到异常了。施义之、曾威、张其瑞明显地把我和于桑撂在一旁，有些活动不通知我参加，甚至连核心小组向周总理的汇报，也不通知我去。因此以后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李震尸体搬到了大礼堂时，施义之提议核心小组成员去看看。有一个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汉臣。刘汉臣主管刑事侦查。我们到大礼堂的楼下小休息室时，刘汉臣在一旁站着，没有说话。

　　李震尸体平放在两张小桌子上面，用一块白布蒙着，头露在外面。我看了看，能清楚看出李震的舌头从侧面伸出，舌尖被牙齿咬着，这表明是上吊自杀身死的。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情不好，也很纳闷。事后造反派造谣诬陷我当时表现幸灾乐祸，这纯属胡说八道和蓄意陷害。

　　可是，在李震上吊自杀的事实面前，施义之等人却反常地坚持说李震不可能自杀，肯定是被谋杀的，要侦破。

　　但我没有料到，施义之的疑心竟是冲着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