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我生于上海嘉定，小学在上海南市尚文小学读书，中学在公立的华童公学就读，因抗战从虹口迁到江宁路，解放后改校名为晋元中学。

　　我的父母原借住在宝山路，“一·二八”战事之初，家财尽毁，搬去蓬莱路借住。 “八一三”战争后辗转迁到北京东路。

　　读书时我就爱看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等英雄的忠勇侠义深入我心。另外，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金银岛》、《鲁宾逊漂流记》等外国文学同样爱好。

　　1946年4月，我考进上海海关总署海务科，被分配在海图室，主要做文字翻译。此时的海关工资待遇受时局影响逐步下降，上海工潮纷起，海关也涉及其中。

　　解放前海关受洋人控制，正职一般皆为洋人，华人仅任副职，备受歧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专制，人民游行示威不断。我爱看《时与文》、《时代》等进步书报，爱独立思考，思想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开始向党靠拢，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8年11月底，同事钦士业带了一个人到我家来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过了几天钦对我说，我已经被批准入党了。他告诉我了有关党员的纪律与义务，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鼓励我努力工作，迎接解放。海务科原来没有地下党，钦士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考进后是首个党员，此后他发展了胡洪元与我。 1949年初，又有同事江国庆、褚建民入党。当年4月，我发展潘文浩入党。海务科有6个地下党员，当时地下党实行单线领导，除了本小组人员外，不许过问别人是否是党员。这时党员有了阅读地下刊物的权利，如“新华社通讯”和《群众》。上海解放后，我才得知原来钦士业是上海海关地下党总支书记。

　　1948年至1949年初，蒋管区物价飞涨，反动政府的金融货币不断贬值，发行老法币、关金券、新法币、金圆券已无法挽回，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地下党领导了罢工运动，要求反动政府发放大米、棉布，以实物保障民生。通过党指挥的同仁俱乐部和进修会发动的经济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9年初，反动派为了应对不利形势，纷纷成立应变委员会，地下党就将其改变为特种委员会，通过原海关中倾向进步的中高级职员，将实际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要求党员做好关产登记保护工作。

　　我们以《保护关产的通告》为主要内容，发放信件给每个海关职工要求保护关产，不破坏、不逃跑，坚守岗位。我们深入群众，宣传政策，动员船员拿走机舱主要部件，全部船员离船，防止被蒋军抢走船只。我们还清查人事档案，从中发现了敌特性质的人员进行监视，解放后逮捕了其中3名。

　　一天晚上，在海关职工下班后，我和褚建民在海关办公室长走廊里铺上了将近30米长的白布，在上面用红墨水写上了“欢迎解放军解放大上海”十个大字，于5月25日上午从海关8楼垂直悬挂到3楼，另有其他地下党员制作红旗一面，同时挂在海关大钟上。

　　海关海务科的船只，配备有轻武器，平日存放在浦东军械库，我和部分地下党员有时通过该库管理员进库察看库存武器，里面多数是英国老式步枪，还有一些轻机枪、美式卡宾枪及各式手枪，我们乘机在里面的打靶场练习手枪射击。在解放军攻入浦东时，江国庆及港警中的地下党与积极分子去该库砸开门锁，取出部分武器回海关大楼装备港警与部分地下党员。我拿了一支手枪，解放后因负责海务科保卫工作，一直使用，直到我调职时交还。

　　浦东战事中间，住浦东的海关职工与家属前前后后三千多人纷纷过江逃难，海关地下党就安排他们在海关二楼食堂让他们避难，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几天后，上海全部解放，他们都回家了。

　　上海解放前夕，郊区炮声隆隆。为保护关产及维护市区安全，海关地下党以港警为核心，组织包括积极分子在内的同志，组建成立了人民纠察队。不久，上海市委下达了统一名称——上海人民保安队，准备在蒋军逃离，我军尚未到达前上街维护治安。此时，海关大楼各门口堆起了沙包，防止蒋军骚扰，后来上级鉴于市区大部分保安队已上街，通知海关的队伍不上街了，只需保卫海关安全，但少数港警还是参与了解放军进攻苏州河北的未解放地点。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全市人民热烈庆祝伟大胜利。5月底，海关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干部分配到各部门。7月，外来的共产党与海关地下党开会师大会，地下党公开了，这时才知道原来海关已经有地下党员五六十人。

　　上海解放前夕，海务科洋人头头下令“景星”补给船给东南沿海各灯塔运送物资。任务完成时，洋人巡工司发电称，上海进港危险，令船开去台湾。地下党员以特种委员会名义令其回沪，保证安全。该船船员不愿去台，坚决开船回到已经解放的上海，故海务科的4艘补给船“春星”、“流星”、“海星”、“景星”保存完好，人员也无流失，党员队伍完整无损。

　　我们所做的，虽谈不上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但都沉着战斗，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对得起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作者系解放前夕上海海关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