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那个令人焦心的夏天，德军向伏尔加和北高加索不断推进，其精锐部队则依然呆在通往苏联首都的要冲部位。空荡荡的莫斯科市内是一种令人产生错觉、不祥的寂静。天气异常温暖，阳光灿烂，所以，莫斯科的林荫道铺满了厚厚的绿色。

　　外交人民委员部依然留在古比雪夫，但有一小批人，其中也包括我，于去年11月被调到莫斯科来，落户在位于铁匠桥属于外交部的一幢又老又旧的小楼里，其中有几个房间作了宿舍。我只是在那儿过夜，工作时间全部都呆在克里姆林宫。大约在早晨五点，斯大林一般这时回家，我们，莫洛托夫秘书处的人，才得以结束自己的几乎是一昼夜的工作日。

　　在寂静的清晨，披着色彩斑斓伪装色的克里姆林宫墙在斜阳的光束下被染成了金色。我穿过空无一人的红场和猎人市场走向铁匠桥，似乎很难相信，现在，在我们的土地上正在打仗。但这个意识一直存在。因为，全部的时间都被那些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填满了。特别是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这几天里。

　　伦敦和华盛顿拒绝前不久有关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而不是如罗斯福与莫洛托夫五月份他们在美国首都会见时所说的，从俄国前线吸引至少40个德军师，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激烈反应。

　　现在，在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争吵之后，斯大林外表上显得很平静。他邀请英国首相到自己的家中之后，不断地开着玩笑，扮演着好客主人的角色，他想让人相信，胜利最终将属于对抗纳粹的人民。

　　不列颠首相可是说是满头雾水。为什么会见的最初几天如此刻薄，甚至粗鲁的苏联领袖突然成了殷勤的化身？最终，丘吉尔找到了十分有趣的解释。

　　“我想，这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在他的日记中读到，“他(斯大林)的委员会或者委员们没有像他一样接受了我带来的消息。可能，他们的权力比我们推测的更多些，而知识更少些。所以，他似乎想庆祝一下，也趁便放松一下。”

　　这段话显示，伦敦对于苏联领导层实际情况的概念是如何的模糊。斯大林根本就是权力无边的主子、不容置疑的权威。

　　当然，斯大林不会不明白，西方盟国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站场——之后，我国的局面有多么困难。但是，他也认识到无论如何保存反希特勒联盟有其必要性。对西方盟国的立场进行激烈批评之后，他明白了，他无法改变其决策。为了避免全面破裂，斯大林决定做出一个和解的姿态，邀请外国贵宾到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此前他从未这样做过。

　　这一年间，红军且战且退，经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但最终还是减缓了敌人的推进。同时，在乌拉尔以东地区，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企业、以及从西部地区连同工人一起搬迁去的工厂，正在制造新式的、比德国更好的武器。许多地方由全体男性人口组成的补充兵力，正在组建新的师团。大后方正在训练新兵，培养指挥人员。

　　但是，谁也没有把握，在这些新鲜力量成军之前，在苏军做好准备进行大规模反攻之前，战线会不会崩溃？

　　罗斯福关于从苏联前线吸引40个德军师的决策，原本可以使局面得到缓和。西方盟国承诺1942年在北非登陆而不是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对苏联的局面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斯大林预见到了，并且他把这一点告诉了丘吉尔。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丘吉尔在谈到英美军队准备不足，以及数量不足时，如果没有过分渲染的话，那么诺曼底行动真的有可能成为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