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许多统治者都曾推行过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主要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当然，人口也并非越多越好，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医疗技术增强了，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大幅提升，而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却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便产生了类似计划生育的思想萌芽。

　　明代的文学家冯梦龙在评纂《太平广记钞》时，曾批注道：“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

　　我国古代曾多次进行人口普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在洪武二十六年普查全国人口，为6054万多人，比元朝增加700余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增长尤甚。到清朝乾隆年间，全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康熙曾担心的“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的局面终于出现了，乾隆忧心忡忡地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于是，乾隆命各级官吏奏明人口增长的原因。清代经学家同时也是乾隆年间进士的洪亮吉为此还写了《治平篇》和《生计篇》，全面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在当时人们对人口问题尚且麻木的时代，他却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洪亮吉认为当时人口的增长已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教授之馆不加增”。他既看到了人口增长过快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又看到了土地大肆兼并对这一矛盾的加剧。“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于是他建议广开土地，进行人口迁徙，禁止土地兼并，并且减轻赋税，厉行节约，力争物尽其用。

　　后来，晚清的历史学家汪士铎在其所著的人口学专著《乙丙日记》中又明确反对早婚，提倡晚婚，“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这个主张在当时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他谴责当时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还提出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思想，倘若“生女两个，生男三个”，都应加重交税以示惩戒。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他认为应“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从而达到节育和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刘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