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片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电影类型。一些人物的传记片，由于其表现了重大历史事件，也被归入史诗片的行列。《甘地传》就是一例，这部电影展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印巴分治等20世纪历史上的大事。电影的导演并不是影史上那些顶尖的大师，因此，他采用了一种传统、朴实的手法去展现甘地的一生。这样反而契合了甘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气质特征，造就了一部被认为是“非看不可”的经典。

　　拍摄与政局挂钩，筹备过程长达20年

　　《甘地传》从筹备到上映，用了20年时间。英国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是演员出身，1962年，他读到甘地的传记，就立即被甘地的故事所吸引，决心把它搬上银幕，自己出任制片人和导演。当时，他提出的拍片计划遭到了所有大公司的拒绝，投资方认为“执导该片的人没有经验，并且似乎也不会有多大名气”，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这个题材“不合生意经”，“谁愿意看这个‘衣不蔽体的和尚’的电影呢？”

　　通过英国最后一任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的介绍，阿滕伯勒专程赴印度拜访当时的总理尼赫鲁。尼赫鲁认真听取了阿滕伯勒的想法，表示同意和支持，但他也只能送给导演一句话：“不管你怎样拍，别神化他就是了，因为他已伟大得没法再神化了。”

　　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阿滕伯勒开始阅读甘地的传记和查找资料，组织人员写剧本。同时，他继续出演一些电影谋生，并在1969年第一次执导电影，先后拍摄了《多可爱的战争》、《青年时代的丘吉尔》和二战经典史诗片《遥远的桥》，为《甘地传》的拍摄积累经验。在这些年里，他一刻也没有忘却《甘地传》，一心专注于策划拍摄《甘地传》，放弃了四十个表演合约和十几次出任导演的机会，前后赴印度30次。为了筹集资金，他甚至典押了自己的房产。功夫不负有心人，英国戴菊制片公司和美国国际电影投资公司决定冒一次险，承担经费的三分之二，印度国家电影发展公司则承担剩下的三分之一，拍片的2200万美元总算有了着落。

　　不过，阿滕伯勒对剧本一直不满意，三番五次推翻重写。1979年，阿滕伯勒找到美国作家约翰·布里莱。布里莱阅读了甘地的所有著作，花了一年功夫才写出了全新的脚本。剧本写好后，阿滕伯勒把手写稿交给打字员去打印，过了好久都不见打印稿完成，原来打字员被剧情所感动，几次潸然泪下无法工作。阿滕伯勒知道，一个理想的剧本终于被他找到了。

　　由于甘地是印度国大党的领袖，支持阿滕伯勒拍摄甘地的也是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因此，影片的拍摄计划还和印度国内政局挂上了钩。1964年尼赫鲁去世，当时就有人反对由外国人来拍摄甘地生平。1977年，尼赫鲁的女儿、国大党领袖英迪拉·甘地下台，拍摄计划再次停止，直到1980年，英迪拉·甘地再度出任总理，影片才正式开拍。

　　“国葬”戏用了35万名群众演员

　　对有野心的演员来说，甘地这个角色既是超高难度的挑战也是名垂影史的机遇。因此，亚历克·吉尼斯、阿尔伯特·芬尼、罗伯特·德尼罗、达斯汀·霍夫曼一批顶级男星都对这个角色产生了兴趣。无疑，耀眼的明星将带来可观的票房号召力。然而，传记片的主要审美对象是传主的艺术形象，要求事真、神似、形似。特别是甘地这种生活在现代史上的名人，有大量的图像资料传世，人们对他的形象耳熟能详，“像”是衡量出演甘地的演员表演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最终，阿滕伯勒放弃了那些“熟脸”，挑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男演员本·金斯利来扮演甘地。

　　本·金斯利有一半印度血统，他的父亲是印度医生，与甘地同乡，母亲是英国演员。本·金斯利本人的身高、体重与甘地接近，头颅和鼻梁的线条也和甘地相似。当金斯利剃光了自己的脑袋，披上白布，看上去几乎和甘地一模一样。在导演的启发指导帮助下，金斯利将自己较白的皮肤晒得黝黑，练习吃素食，念佛经，学瑜伽，还大量阅读甘地传记和聆听录音讲话，又模仿甘地使用手摇纺车的神态与动作等等。在印度拍片的过程中，有的老人一见到本·金斯利就跪下叫“巴布”（父亲，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

　　为了追求艺术的逼真性，阿滕伯勒坚持巨细无遗、一丝不苟原则，把镜头移入印度拍摄，使河流、沙漠、房屋、衣饰等都是百分之百的印度“产品”；他还从英国请了一位火车专家来印度，指点把火车车厢改装成20世纪初的式样。剧组千辛万苦地找到印度境内“硕果仅存”的一辆老式福特T型车；对甘地的静修所，也按照原样在新德里重新建造了一所。服装设计部费尽力气为片中出现的总督、土王以及数以万计的军队和农民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服装。评论界认为，这部电影的服装“大概在电影史上要算种类最多的了”。影片先后动用的临时群众演员多达百万人次。拍摄的高潮是“甘地国葬大典”那场戏，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宏大的场面。那天是甘地国葬33周年纪念日，35万群众演员参与出演了大街上的送葬队伍，只有9万人接受了象征性的报酬，剩下的人都是志愿者，为了拍摄这一场景，剧组使用了11个摄像组。许多经历过当年那场国葬的人，都感觉时光倒流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