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年来，翻阅乐史资料，发现了一桩离奇的公案。“二十五史”中的《魏书》，是后魏之后北齐人魏收撰写的。当然，《魏书》是写南北朝时期北魏并东魏西魏及其以前的那些事儿的。就算是北齐人魏收撰写的时候，无意中涉及到了他的同代，至晚也只能够是北齐的，不会出现北齐以后的。唯物主义不信神，先人不会说后人。可是，在北齐人魏收撰写的《魏书》中，却出现了“明朝那些事儿”！

　　《魏书·乐志》有这样一段话：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律，后虽有器存，晓知者少。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受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爱琴，又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如若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声清浊，可以意推耳。(见中华书局版标点本“二十五史”《魏书》2833-2835《乐志》)

　　这段话的大意是：依照西汉京房所制订的六十律，可以推演出精确的音阶音准和创造出丰富的音乐艺术。而像明朝奸臣严嵩世蕃父子那样卑微的小人，是不会领略到音乐真髓的——黑字白纸、清清楚楚，《魏书》写了明朝事儿！

　　更为有奇怪的，中国的另一部权威正史《通典》(唐朝人杜佑编撰)、中华书局标点本《通典》3647-3648《乐三》)中也有这段话。除了个别的杜佑需要讳的字之外，其它相同，也清楚地写着“如若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这句话。杜佑编撰的《通典》中出现了这段话，并未注明是从《魏书》而来。只是中华书局在校勘说明中，有“据《魏书·乐志》”字样，从而可以看到《通典》中这段话和《魏书》关系的蛛丝马迹。这也就是说，唐人能够骂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