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1972年初分配到中华书局之前，无缘认识周振甫先生，但有幸读过他的《诗词例话》。所以，在中华书局初见周先生，即有一种心仪久矣的激动，只是他埋头于“二十四史”的校点，接触机会并不多。

　　当其时，领导分派徐调孚先生、方南生同志和我一起标点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徐老自是整理古籍的行家里手，可他远在四川江油，只分工标点《全集》的散文部分，不及对全书标点作统筹安排。我和方南生则属于门外汉，特别是我，第一次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所以做起来颇感茫然。在标点了几卷之后，我分别呈送给了张政烺先生、启功先生和周振甫先生，请求指正。周先生在我提出的问题的旁边，用小字圆珠笔，密密麻麻几乎写满了整纸。凡我所不明白的问题，都给予充分的解释；凡标点上的错误，也都一一指出，还特别写明标点工作应注意的要点，给我以极大的启发。我也像吃出甜头似的，标点完一卷，就直接送周先生审定，前后不下十卷之多，直至“评法批儒”运动开始，《全集》标点工作不得不停下来为止。

　　后来我获知，周先生原来和徐调孚先生是儿女亲家，周先生对我的尽心帮助，又何尝不是代至亲履行辅导后学的义务。由此，周先生也就成了对我施行古籍整理教育的启蒙老师。

　　原属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周先生结束了“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之后，正式调到了中华书局，参加的又是文学编辑室的工作，使我得以有更多的机会向他请教。

　　一次，我在修订拙作《关汉卿戏剧人物论》时，碰到如何对待宋代妇女守节的问题，我认为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虽提出“饿死事极小，灾节事极大”的命题，但似乎只在贻害后世，于当时并无太大影响，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大在意，并举例程颐本人因其姐之女新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的故事，此外不知还有什么可以佐证的资料。我向周先生请教，周先生说这问题很有意思，但自己对宋代资料不熟，容待考虑一下。不几天，先生交我一信，信上还剪贴了一块信笺，告诉我这是钱锺书先生给我的回答。我仔细阅读，发现这是钱先生给周先生回信的一部分，只有用钢笔写的几行字，意思是自干校回来，书徒四壁，无从查考，黄克同志所询，不妨查查下列几种笔记，定有收获。下面写出四种宋人笔记名。我逐一翻找，最终查到了相关的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