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胡愈之，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有影响的文化人。在从事的文化工作中，他们虽一侧重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一侧重多学科(思想、语言、文化……)探讨建设，国际问题研究，但由于多年同事，向往进步理想接近，故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也正因如此，他们就有了能够“互致”悼念这样有些离奇却恰恰可以表现情谊的举止。

　　1940年，胡愈之撤离桂林到达香港。随后按周恩来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他与郁达夫、沈兹九等人一起，创办报刊，在群众中进行抗战宣传。茅盾在国内，也经历了新疆、延安、香港、桂林、重庆……一路奔波，几经风险。然而，就在行走的路途中，茅盾得到了胡愈之病故的消息。

　　那是1945年的5月份，茅盾一行人从香港脱险。走东江，过衡阳，到达桂林。一路的同伴中，就有胡愈之的二弟胡仲持。当时信息渠道不畅，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曾一度见到胡愈之遭遇不幸的消息。后来有可靠消息传来，知道胡愈之一行人尚健在，大家不由松了一口气。但到了5月，似乎确切的消息传来——“胡愈之病故”。此时的茅盾感到:“我们的震动实在难于想象！”

　　很快，茅盾便写出了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不可补救的损失》。他在文章中说:“中国文化界又丧失了一位卓越的战士，中国民主运动丧失了一位领导者，这损失太严重了！”几天后，茅盾有了一点时间，他又较为从容地为老友写一悼念文字:《悼念胡愈之兄》。悼文中，茅盾回顾了他们两位在商务印书馆的印象及认识经历，对胡愈之的工作能力，予以了充分肯定。对他的为人，茅盾评说:“他供献他的经验和智慧，代人设计，代人拉稿，甚至还代人调解人事纠纷；他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白赔上精神和时间，以此为乐。”从更广大意义去观察:“他在文化出版界二十年，始终没有独树一帜或组织小集团的不光明正大的企图，的确是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以民族文化的利益为大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