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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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一个世纪的中华书局（组图）--国家年鉴
1916年6月落成的静安寺路总厂
点校本“二十四史”
1916年落成位于上海今河南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
1912年1月1日，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同一天，中华书局在上海诞生了。就整个近代出版业对近代文化思想和教育事业的贡献来说，除商务印书馆外，非中华书局莫属，两大书业犹如两颗耀眼的明星，共同谱写了中国近代精神产品的乐章。
壹 改革教科书
我国的近代出版业与上海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882年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是内地民营出版机构设立之始，上海也是最早采用铅字、蒸汽机印刷的地方。清末，新思潮激荡，对文化传播的需求成为近代民营出版业崛起的诱因，1897年，由上海青浦县人夏瑞芳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成立了，逐渐成为一家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身的大规模出版集团，随之引起了民营出版业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1886年—1941年），祖籍浙江桐乡。幼时研读经史各籍，稍长遍读新书新报，参加过日知会的革命活动，担任《楚报》主笔时，因著文反对粤汉路借款密约，该报被查封，1905年底陆费逵逃到上海。1908年他进商务印书馆，初为国文部编辑员，继任出版部部长。
武昌起义前后，陆费逵即“预料革命定必成功，教科书应有大的改革”，于是同戴克敦、陈寅等秘密编辑合乎共和体制的教科书，预作准备。之所以要秘密，一是由于新编教科书内容是反封建、反清的，陆费逵原是日知会中人，如为外界知道，恐有性命之虞；二是，其时陆费逵还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照例不能另行经营出版。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颁布施行，规定“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2月23日，《申报》上刊登了一则《中华书局宣言书》，其中明确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在陆费逵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及时跟上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方位变革的步伐，中华书局也开始了百年发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