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近代史上的杨度，因作过宣统朝的学部副大臣而被称为“帝制余孽”；又因曾为袁世凯铺陈帝制，被当作“筹安首领”遭民国政府通缉；而到了晚年又秘密加入共产党，被周恩来称为“杨度同志”，身世可谓复杂。但他归根到底是个文人。他一生交过许多朋友，三教九流，无奇不有，但所有朋友，无一不是把他当作文人相交相待。

与袁世凯

袁世凯

　　杨度与袁世凯私交甚好，他的学部副大臣就是袁做内阁总理大臣时向慈禧保举的。民国三年，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民怨沸腾，他因此不敢正面提出实行帝制。杨度却在这时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备陈君宪救国的优点和总统制的不足。文章上呈袁世凯，袁大为赞赏，马上命人秘密付印，并亲题“旷世逸才”四字，制匾相赠。

黄兴

与黄兴

　　杨度与黄兴是一对肝胆相照的好朋友。黄兴主张推翻清廷，建立共和，这与杨度主张不符。在日本，孙中山曾劝杨度加入兴中会，被杨婉拒，却介绍黄兴与孙中山认识，促成了孙黄合作，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黄兴曾多次劝杨度加入国民党，都为杨度婉谢。两人尽管政见不同，但在人格上却互相尊重，真诚相待。黄兴1916年在上海病逝，杨度有挽联悼念他，总结他们的友谊：“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纷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蔡锷

与蔡锷

　　蔡锷与杨度是在日本时的同学，两人交情极深。蔡其时是滇黔实力派人物，为解除袁世凯对他的怀疑，自请入京。袁见蔡瘦小文弱，貌不惊人，有些看不起他。蔡对袁的帝制野心也极为不满，但因杨度与袁的关系极深，因此也不流露。但某夜，蔡锷匆匆来到杨家，向杨吐露真情，不愿再在北京受袁控制，决定引身他去，并说袁世凯阴险奸诈，决非成大事者，劝杨度悬崖勒马，早日引退。密谈间忽报有人来访，蔡杨大惊。当时杨的夫人急中生智，将蔡锷藏于其卧室帐后，等访者走后，杨度才派人送蔡锷回家。次日，杨度即发现，蔡锷乘车出门，藉日治病，远走高飞。

齐白石

与齐白石

　　杨度与齐白石有同窗之谊，共同问学于当时的文坛耆宿王湘绮。杨度任学部副大臣时，感到齐白石久居乡间，不能尽展其才艺，便写信邀齐白石来京，让他遍览北京名胜古迹。随后又出资助齐白石遨游全国名山大川，以旷眼界。从此，齐白石艺术水平更见提高，创作了不少佳作。洪宪失败后，杨度从天津回到北京，便闭门读书写字，很少和外人来往，但与齐白石来往却很密切，常在一起研究诗词绘画艺术。齐白石善治印，曾为杨度治印多枚，如“湘潭杨氏”、“虎头陀”、“虎禅师”等，均为其印中精品。

与梁启超

梁启超

　　杨度与梁启超早年就是一起讨论《春秋》、《公羊》的学术朋友，后来到日本，与梁启超交往更密。接触中，杨度的思想渐与梁启超接近，这一时期，他曾写信给梁启超，诉说自己的内心矛盾：既要革命救国，又怕流血斗争，这才走上了温和改良的道路。两人虽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分歧，主要表现在康、梁对清帝忠心耿耿，而杨度却时刻想着让汉人出头。在袁世凯内阁，杨度向袁举荐的第一人就是梁启超。1912年国会成立，杨度又力荐梁启超为共和党领袖。并充任司法总长。但当杨度邀梁参加“筹安会”、共扶袁世凯称帝时，梁却为顾大节而拂了朋友的好意。

与张宗昌

张宗昌

　　1926年春，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聘杨度为总参议，杨度与这个“土匪司令”感情甚洽。这年秋天，张宗昌又向张作霖保杨度为教育总长，因杨宇霆反对而未实现。其时张宗昌在山东提倡复古，为朋友计，杨度力劝张宗昌要多作好事，并具体建议他重刻《十三经》。张有的是钱，一听之下，立即照办，指令找一部好版，限时完成。杨度代张宗昌写了一篇序文，写成后由张宗昌用薄纸蒙在原稿上，一笔一笔地摹写，算“督办亲笔”，刻入书中。可以说这是张宗昌一生做过的唯一一件善事，而这件善事的提议者，就是杨度。

与杜月笙

杜月笙

　　杨度晚年在上海认识了杜月笙，杜对杨很敬重。杨度在当时法租界住的小洋房就是杜月笙的。杨度对当时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请其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杨度感恩知遇，在人来客往，川流不息的办事处，他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很为朋友尽责；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知他鸦片瘾奇大，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其忙中过瘾。但终究近六十岁的年龄，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杨度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