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覆亡的内因，从极度皇权到宦官乱政，史书已经阐述了很多。相比其他王朝，明朝还有一隐形之害，不为人所重视，这正是具有明朝特色的“清流”之害。

　　“清流”在明朝中前期还是个褒义词。顾炎武《日知录》里对其有正面形象的描述：正义凛然、是非分明、决不骑墙。在明朝历史上，以“清流”之名光照千古的，前有“两袖清风”的于谦，后有“君子为政”的东林党人。

　　但在明朝后期，即便在朝廷内部，“清流”也逐渐沦为贬义。有人把明朝中兴之臣张居正归于清流一类，实则不然。张居正之所以能取得政治改革成就，恰恰是不做“清流”的结果。他公开声称，喜欢干臣，不喜欢海瑞那样的“清流”、道德榜样，在他眼中，“清流”已经成为只会“嚼舌头”的无用之人。

　　明朝后期朝政的主要流弊是派系林立，内耗连连。宦官是“清流”的敌人，干臣与“清流”也不在一个阵营。“清流”政治幼稚、军事外行，唯擅空谈。明朝后期，像于谦那样懂军事的“清流”已经绝迹，而大多是面对外敌束手无策的文弱书生。这种情况颇似建文帝时期，建文帝虽是正统皇帝，但手下多有“清流”书生，面对反贼朱棣虎狼之师，无法上阵杀敌，只能坐以待毙。

　　查考明朝时高举道义旗帜的中坚力量，多为“清流”。 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 但是，如果不能做具体事，又不能在国家危亡之际报以言论之外的御敌行动，那么这种“中坚力量”又“坚”在哪里？ 明初的“清流”大臣动辄扛棺尸谏，以之造势者少，以之为荣者多。殆至晚近，空谈之风益胜，则责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争者少。

　　“清流”由褒而贬，不是简单的失势问题，而是他们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前期的“清流”，是以身作则、杀身成仁的信仰集团，而后期，“清流”成为“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利益集团。

　　清兵入关，高谈阔论的“清流”表现令人大失所望——假死者多而救国者少。那些满口大义的“清流”在清兵刀下少有骨气，大部分都是“脱下旧服换新袍”，带头“剃发易服”。

　　钱谦益，是当时“清流”的头面人物。清兵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钱谦益的青楼知己柳如是支持钱出任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弘光朝覆亡，柳劝钱与她一同投水殉国，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不肯，反而在清兵入南京时率先迎降，做了清廷的礼部侍郎。

　　外敌袭来，“清流”的精神气节竟不如“青楼”。如此对比，令后人唏嘘不已。彼时的“清流”，早已背弃当初的气节精神，成为了某些读书人走向朝堂的跳板。

　　为什么曾经正义凛然的“清流”志士，后期变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集团？

　　还是要从那个极度病态的封建制度里寻找答案。众所周知，封建制度下的腐败，是不治之症。当人心被不治之症折磨日久，终有麻木不仁、心灰意冷的那一天。同时，另类“觉悟”也便顺势而生——卫道何益？唯利益永恒。何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着“清流”旗号走向朝堂。而大明“清流”之所以比历代王朝气盛，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明朝的最高统治者以暴君与病夫居多。病态体制、病态皇帝，如此汹汹之势下，“伴君如伴虎”的大臣，有“识时务”者便走上了“伪君子”的“清流”捷径。(程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