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MaoZeDong]为何反感职务等级[DengJi]工资[GongZi]制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将工资[GongZi]等级[DengJi]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GongZi]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GongZi]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GongZi]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而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仅8倍。

　　职务工资[GongZi]分配制度等级[DengJi]森严

　　供给制在中共革命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这种体现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并未坚持下去，而是逐渐转向了以森严的等级[DengJi]制为标志的职务等级[DengJi]工资[GongZi]分配制度。

　　此次工资[GongZi]调整，再度拉大了等级[DengJi]之间的分配差距，由此引发了一些问题。

　　注意到新出现的各种情况，国务院在1956年6月全国各行各业实行全面工资[GongZi]改革的过程中，再度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GongZi]标准进行调整，最大级差系数因此略有缩小，减为28倍。然而，如果加上每一级别中的等级[DengJi]差，最高工资[GongZi]和最低工资[GongZi]之比，则达到了36.4倍。建国之初在涉及经济体制建设方面的这一切改变，都以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为依据(1940年苏联工人最高最低工资[GongZi]之比，甚至达到31.3∶1)。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给标准，确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资[GongZi]标准略显平均。

　　实际上，还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过，即使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争取无产阶级最基本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限制因等级[DengJi]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

　　此后欧洲国家，凡社会党或工党执政，都努力尝试了近似的分配方法，以至影响到如今欧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公务人员工资[GongZi]收入普遍差别不是很大。除极少数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GongZi]差，一般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仅在20倍左右。

　　“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

　　然而，无论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主张，还是对二战后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的情况，毛泽东[MaoZeDong]这时似乎都不甚了解。这或许也是他不能对等级[DengJi]工资[GongZi]制的建立表示异议的重要原因之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

　　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MaoZeDong]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DengJi]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MaoZeDong]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多半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毛泽东[MaoZeDong]对工资[GongZi]改革问题，一连几年都相当低调，很少介入。直到1956年春，即斯大林去世两年后，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问题，毛才逐渐开始出来讲话。

　　他尽管委婉却很明确地开始提出：现在的工资[GongZi]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GongZi]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工资[GongZi]可以增加一些，但“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毛泽东[MaoZeDong]的这一提醒显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1956年公布的新的工资[GongZi]标准较以前没有任何带趋向性的变化。对此，毛泽东[MaoZeDong]显然不满意。工资[GongZi]改革工作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GongZi]标准提出了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正是基于这一点，据说毛泽东[MaoZeDong]坚持不接受最高级别的工资[GongZi]待遇，只同意拿400元左右的工资[Gong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