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RiBen]的女侍真是温卑恭顺，总是笑容满面，鞠躬如也，尤其是对盟国朋友。这不知是日本[RiBen]女子的根性，还是多少带有几分“美人计”的作用。

　　（1946年4月3日 星期三）

　　他们[TaMen]（出庭受审的28名日本[RiBen]甲级战犯——笔者注）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的许多回忆和愤恨，……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TaMen]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

　　（1946年5月4日 星期六）

　　作为侵略者的日本[RiBen]人所表现出来的蛮气、霸气和兽性，人们——特别是饱受欺凌的中国[ZhongGuo]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当然不会轻易地对日本[RiBen]人的“平淡”和“惟命是从”作正面的理解。不管他是绅士道还是武士道，是利剑还是菊花，人们都应该保持警惕。正因为如此，当先父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RiBen]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

　　警告美国[MeiGuo]：管制若不得法，日本[RiBen]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ZhongGuo]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拉铁摩尔——笔者注）相信，日本[RiBen]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TaMen]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他说，以日本[RiBen]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ZhongGuo]处于极不利地位。他说，对付日本[RiBen]不能纯以美国[MeiGuo]的立场或眼光去看，而应该为远东经济落后的国家利益去打算。他主张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日本[RiBen]的土地改革（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RiBen]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足。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WoMen]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大错误。

　　（1946年3月29日 星期五）

　　时逾半个世纪，今人是否能够对于日本[RiBen]当时奉行的“装穷装苦”策略和盟国（主要是美国[MeiGuo]）的对日方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呢？是否会有“不幸而言中”之感呢？尽管今天的情况与拉铁摩尔先生的推断并不绝对相同。

　　麦帅（麦克阿瑟——笔者注）统治日本[RiBen]是功是罪，对我有利有害，我现在还不能解答。……提到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RiBen]那种不记旧仇的宽大态度，麦帅备加赞许。他说：“中国[ZhongGuo]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TaMen]知道无论如何[RuHe]终久是要和日本[RiBen]相处的。”诚然，站在麦帅的立场，中国[ZhongGuo]的宽大态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然而宽大之外，我们[WoMen]应该警惕！……我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RiBen]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今天一起盘旋着在我脑筋里。

　　（1946年4月12日 星期五）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TaMen]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WoMen]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WoMen]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1946年5月2日 星期四）

　　实际上，先父研习国际公法多年，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奥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则”的作用与分量。中国[ZhongGuo]前途未卜，苏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一定要扶植日本[RiBen]，至于中国[ZhongGuo]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情感，则自然地被搁置下来了。作为“五强”之一，作为与东南亚各国很不一样的文明古国，不但其日后的发展不能受到关照，而且连它在刚刚结束的战争[ZhanZheng]中所做出的惨痛牺牲和决定性贡献都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君不见，养虎贻患的事情在国际间屡有发生。当反苏反共成为美国[MeiGuo]政府的头等目标，当初的敌手日本[RiBen]于是乎一变而成为宠物，哪管它日后会不会向自己说“不”。既然美帝国主义被当作中国[ZhongGuo]人民的头号敌人，那么一切反美者便都成了我们[WoMen]的同盟军。我们[WoMen]曾没有保留地和一部分日本[RiBen]人一起谴责美帝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滔天罪恶，曾义愤填膺地和一部分日本[RiBen]人一起抗议美帝在日本[RiBen]建立军事基地的侵略行径，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而那个长袖善舞的战败岛国，恰恰就是在东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巧妙地周旋着，实现了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甚至备感失落的迅速恢复和腾飞。

　　余确已觉察，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义，但余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余相信其不致如此也。

　　（1948年5月3日 星期一《新闻报》载梅汝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