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ZhongGuo]动员

　　日本[RiBen]大地震[DiZhen]的消息传到中国[ZhongGuo]时，中国[ZhongGuo]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此时的中国[ZhongGuo]政局，也如同日本[RiBen]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RiBen]大地震[DiZhen]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RiBen]驻华使馆表示慰问。9月3日，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RiBen]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RiBen]，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9月4日，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RiBen]的具体事项。会议从中午一直讨论到傍晚5时，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RiBen];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代表“中国[ZhongGuo]人民”表示慰问的，还有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他致电日本[RiBen]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ZhongGuo]人民的深切慰问。”同时，他还给他的日本[RiBen]朋友们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京房之助、头山满、莹野长知、宫崎寅藏家属等，致信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而在遥远的东京，那名来自温州[WenZhou]的华工[HuaGong]黄子莲，已经在遇难地边上的荷花田内躲藏了一天。这天早上，他从剧痛中苏醒过来，推开了压在身上的同伴尸首，艰难地躲到这里，一整天都拿荷叶顶在头上，避免被日本[RiBen]人发现。乘着夜色，他赶紧离开此地，在七丁目(地名)找了一间空屋躲藏。

　　此时，饥寒交迫的黄子莲并不知道，从北京发出来的电讯已经传遍了全中国[ZhongGuo]，包括他的家乡温州[WenZhou]在内，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救援正在启动。黄子莲最为渴望的食品、衣物，将大规模地运到日本[RiBen]，分发给灾民。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ZhongGuo]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RiBen]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络绎不绝。日本[RiBen]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于9月3日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ShangHai]《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RiBen]大震灾》的社论：“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RiBen]地震[DiZhen]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RiBen]地震[DiZhen]大火灾》。中国[ZhongGuo]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RiBen]地震[DiZhen]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9月5日，《民国日报》呼吁《中国[ZhongGuo]人急宜救济日灾》，“此次日本[RiBen]巨灾，固然是日本[RiBen]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ZhongGuo]固有益，在日本[RiBen]也不能谓无利。”“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希望日本[RiBen]人能“谅解中国[ZhongGuo]人民的好感”。到了9月23日，这家报纸更是“希望日本[RiBen]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ZhongGuo]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上海[ShangHai]各界发给日本[RiBen]的慰问信、慰问电，充满了关切之情。

　　震前摩擦

　　此时令中国[ZhongGuo]人柔肠寸断的日本[RiBen]，不久前还在令中国[ZhongGuo]人咬牙切齿。

　　这一年，日本[RiBen]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RiBen]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RiBen]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RiBen]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巧妙地拖延。在国际压力下，日本[RiBen]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ZhongGuo]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ZhongGuo]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ZhongGuo]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3月10日，中国[ZhongGuo]外交部照会日本[RiBen]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RiBen]拒绝。全国一片哗然。3月17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ShangHai]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RiBen]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ShangHai]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ShangHai]总商会、上海[ShangHai]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ShangHai]工会等21个团体组成，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RiBen]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RiBen]新闻，不载货于日本[RiBen]商船，不向日本[RiBen]公司保险，不向日本[RiBen]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RiBen]纸币，不往日本[RiBen]医院治病均是也。”(上海[ShangHai]《总商会月报》)。

　　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ShangHai]、北京、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日本[RiBen]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ShangHai]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再就日本[RiBen]本年6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中国[ZhongGuo]旅日学生“旅大收回后援会”报告)

　　但是，日本[RiBen]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方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ZhongGuo]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ZhongGuo]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双方关系日渐紧张。

　　日本[RiBen]大地震[DiZhen]的消息传来后，“经济绝交”的组织者们，试图将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分别对待。上海[ShangHai]总商会表示：“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上海[ShangHai]中华书局进德会提出：“此次日本[RiBen]震灾，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类互助及救灾恤邻之谊，理当援助，颇闻同人中有以国耻为恨者，须知不忘国耻，是一事，人道主义又是一事，不妨并行，且此次可为吾人仁义之试验，进德之途径。”

　　在实际操作中，“恤邻与自卫”不可能“并行不悖”，随着全民动员救援日灾，“经济绝交”实际上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