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开国元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斯大林的一次次大清洗中纷纷落马。透过历史的风云烟尘，分析这些人物政治悲剧中的性格因素，既有历史启迪，也有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曾被认为是列宁身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

　　当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作为领导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外交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等要职。十月革命后的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直到列宁病逝之前，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对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1918年11月的《真理报》曾发表斯大林《十月的转折》一文，斯大林在文中写道：“这个转折的鼓舞者始终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起义的全部实际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有关的，这些方面，党首先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斯大林曾将这篇文章收入他的选集，但后来出版全集时，这篇文章被抽掉了。

　　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卢那察尔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后来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却成为“革命的叛徒”、“反对列宁主义最凶残的敌人”。“托派”甚至成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历史人物就这样成为不断变换面孔的脸谱，一会儿被描画成红脸，一会儿被描画成白脸。

　　当“继位”的残酷竞争逼来，他仍陶醉于幻觉

　　据现在解密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档案看，列宁弥留之际，正值召开苏共十二大的关键时刻。列宁担心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了，所以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这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据速记列宁口述的秘书福季耶娃透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准备了一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的炸弹。”

　　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在1922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一次中央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推荐（这一推荐也颇具戏剧性，既有“投挑报李”的嫌疑，又有“政治结盟”的意味，后文将谈到），斯大林被推举为总书记。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是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设立总书记，不过当时谁也没有赋予这一职位任何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只是个技术性的职务，而不具有政治性质。”这一点不难理解，就好比毛泽东主席早在1950年代就设立了总书记一职，任命处理日常事务的邓小平担任。当时的总书记并没有“第一把手”的意义，也不存在安排“接班人”的意图。

　　人们往往是“事后诸葛”地对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个关键时刻恍然大悟，而当时则浑然不觉。对于安排斯大林当总书记，托洛茨基表现出一种麻木：“处理日常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适些。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办法去贯彻已经通过的决定。列宁对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适于执行指示。当需要有人去执行他交办的日常任务时，他就去找别人。”托洛茨基还说：“列宁需要顺从的干实际工作的助手，而这种角色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只能感谢列宁没有建议我当他的副手。我认为，这里绝对不存在列宁对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这是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相互关系的肯定。”托洛茨基的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从以上话语中可见一斑。

　　俄罗斯的思想家别林斯基说过：“在有些人手里，一根稻草秆也会挥舞成权杖。”当年的斯大林，就是把这个“不起眼”的总书记职务，搭建成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体操作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为自己的日后接班作了许多铺垫性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