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坑杀”一说《史记》中屡见。《白起王翦列传》叙秦赵长平之战，赵国40万兵士降秦，而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这通常解释为以欺骗手段将40万人活埋。白起坑降卒一事很著名。比这更著名的，是秦始皇的“坑儒”。《秦始皇本纪》，叙秦始皇将460多个儒生“皆坑之咸阳”，这也一直被解释为将460多个读书人活埋。其他，如《项羽本纪》，说“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是将数十万人同时活埋，很难想像。我以为，这关键是对“活埋”的“活”字如何理解。如果把“活”理解成活蹦乱跳、生龙活虎，那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是误解。我的想法是，白起也好，项羽也好，都是在用刀、剑、箭等兵器对几十万兵卒粗略打击后，再行掩埋。几十万人，完全不打击，在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情况下掩埋，很难。而将几十万人一个一个地杀死后再埋，不但很费事，也无必要。只要将这些士兵击杀得不能反抗，如同死物，便可以了。一阵乱射，一番乱捅乱砍后，几十万人全都倒下了。有的固然当场咽气，更多的人，则可能只是不同程度地受伤，在喘息着、呻吟着、哀嚎着。这时候，再来掩埋，就很容易了。而只要还有些人没有完全死去，这种掩埋就在一定意义上是“活埋”。这说的是大规模地“坑”的情形。至于秦始皇“坑”460多个儒生，那是完全可以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本来没有资格谈论古代的问题。忽然斗胆对此问题发议论，是最近看了一点斯大林时期乌克兰大饥饿的资料引起的。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翻阅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可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本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于是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沈志华主编的书中说，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共产主义”，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