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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沉浮说博古:从左倾失败到坠机身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
把持军政大权的博古和李德一唱一和,在战略战术上固执己见,继续排斥毛泽东[MaoZeDong];毛泽东[MaoZeDong]提出红军突围遭拒绝,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
1933年5月8日,博古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开始了短暂的、但无论对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还是对他自己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戎马生活。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对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形势异常严峻。当时毛泽东[MaoZeDong]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苏区,而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彭德怀当时也提出红军主力向别的地方转移,打到外线去。
可是博古等人不但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严峻的现实,反而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在军事斗争上,则出现了以毛泽东[MaoZeDong]等人为代表的“采取游击战争的老办法”,和以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与战术上的“激烈冲突”。
当时,由于中央[ZhongYang]苏区处于战争环境,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而博古对打仗的事尤其生疏,所以,当10月初李德到达中央[ZhongYang]苏区后,博古便将军事大权交给李德掌管。这样,博古、李德等人的军政联合领导体制很快就建立起来了。11月底,博古和李德亲自到前线视察后,李德借口革命[GeMing]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之间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将中革军委和红军前敌指挥部合并,直接控制了军事的指挥权,由他自己坐镇指挥中心,直接指挥部队。李德的做法得到博古的支持。
当时,中央[ZhongYang]苏区在毛泽东[MaoZeDong]等人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已经形成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方针,一整套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锻炼出一大批既会建军打仗,又懂治国安民的领导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人为了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控制,便剥夺了毛泽东[MaoZeDong]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就洛甫代替毛泽东[MaoZeDong]任中央[ZhongYang]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指出“似无此必要”,博古表示“因毛泽东[MaoZeDong]不管日常事”,坚持不要毛泽东[MaoZeDong]担任这个职务,继续排斥毛泽东[MaoZeDong]。
1934年1月,在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ZhongYang]总书记。会议把“左”倾冒险错误[CuoWu]发展到顶点,盲目断言,“中国[ZhongGuo]的革命[GeMing]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GeMing]的形势在中国[ZhongGuo]存在着”。4月上旬,蒋介石集中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中共中央[ZhongYang]决定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博古担任野战军司令部政委。他同李德一道,在广昌战役中,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红军亦受很大伤亡,广昌失守。于是,毛泽东[MaoZeDong]又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突围的建议,并认为: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这一建议又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于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红军遭受惨重失败,博古痛心疾首,他常拿着小手枪,朝自己乱比画;遵义会议后,博古交出“大印”,体现出一个共产[GongChan]党人的应有品质
1934年10月中旬,8.6万红军开始长征。李德令一、三军团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ZhongYang]纵队,还有各种“坛坛罐罐”,仅挑子就有3000多副。这种“甬道式”搬家方式,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勉强通过了敌人三道封锁线。12月,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损失惨重,过了湘江,仅剩3万余人。部队士气明显低落,普遍地滋长了怀疑和不满情绪。
红军遭受惨重失败,使博古痛心疾首。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无法向党交代,可又一筹莫展。在行军路上,他常拿着一把小手枪,朝自己乱比画,心情极度苦闷。在痛苦的思索中,他开始对自己以前的做法、主张产生怀疑。
1935年1月,在毛泽东[MaoZeDong]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ZhongYang]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CuoWu]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ZhongYang]和自己的错误[CuoWu]作了辩护和解释。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CuoWu]是挫败的主要原因。
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CuoWu]的同志让博古顶住,让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ZhongYang]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坚决地执行中央[ZhongYang]的决议。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ZhongYang]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GongChan]党人的应有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