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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国家史册

  

  研究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历史科学,必须“把尊重历史真实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生命”,严格遵守 “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原则。笔者认为,“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就是为了“还原历史”,是“尊重历史”的一个表现,这是党史工作者乃至一切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011年6月1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用连环画描摹红色历程》的文章。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失为宣传工作中的一个创新,无疑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形式。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商榷:用这种形式表达的内容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上述文章刊登的是一幅选自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画,画面反映的是:毛泽东站在中间侃侃而谈,众代表围着他凝神谛听。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是一大会议的中心人物,当然也是当时党的领袖人物。这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笔者由此想起了一次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情况。

  2011年6月4日,在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学术研讨会上,共有九位代表发言。发言次序按论文中所讲人物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讲陈独秀的排在第一个,我讲李大钊排在第二个。发言结束后,会议特邀代表、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应邀作了点评。他以“尊重历史,思路开阔,史料充实,归纳全面”十六个字作了概括,并对“尊重历史”做了具体说明。他说,我这里讲的“尊重历史”,既是指发言先后的安排,更是指所发表论文的内容。研究党史的人,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除了研究书面材料以外,还要尽可能地进行实地考察。我参观过“一大”会址纪念馆和“西湖会议”会址纪念馆,觉得馆中的两幅画不太符合当时的事实。他建议 :“应该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 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任沈国明研究员当即表示:将把石教授的建议及时转告有关方面,争取早日解决。下面,笔者试就 “应该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谈点粗略的看法,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关于“让毛泽东坐下来 ”。应该说,“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那幅画,画面上呈现的情况跟当时的事实有较大出入。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在党的“一大”期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1921年毛泽东在上海》,其中第三部分《一大会场上的毛泽东》。文章指出:“毛泽东有许多实际革命活动的经验,但当时他不象有些代表如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语,饱读马列著作。在一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当时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紧挨着大餐桌而坐,除担任会议记录工作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68页)笔者认为,从现有资料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下面,仅举几位一大代表的回忆加以证明。例一,上海代表李达回忆说:“毛主席来开一大,是我写信叫他来的。”(《访问李达》,载《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编印,第67页。)例二,北京代表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 (《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例三,北京代表刘仁静回忆说:“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同上,第215页。)例四,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回忆说:“毛主席在一大会上,只是代表湖南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其他没谈什么。” (包惠僧:《回忆党的创立时期》,同上,第380页。)真实的历史是,毛泽东是会议的书记员(会议记录)。正因为如此,“一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关中没有他的名字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陈独秀是当时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因事没能出席会议,却凭借着在党内外的巨大的影响力而当选为党的总书记。1 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5人中央局成员之一,开始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后经20多年的曲折反复和实践考验,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袖地位。从党的七大开始,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直到逝世。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可见,“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那幅画与“一大”召开时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历史是不能倒写的。我们绝对不能用毛泽东后来的丰功伟业去拔高他在“一大”会场上的形象。

  二,关于“让陈独秀坐下来”。“西湖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幅画,画面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是李大钊,而陈独秀却站在第二排中间,正好在李大钊背后。要辨析这幅画的真实与否,得从党的“二大”说起。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对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少党史专著作了记载。例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0页说:“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又如,该社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版,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82页说:“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外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但是,对于二大选出的“三名候补执行委员”是谁,两书都没有说明。其它多种版本的党史也都如此。然而,在《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光辉历程》1921—1991(普及本)第15页却作了说明:“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3人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这就是说:在党的二大上,李大钊当选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而且名列3名候补委员的第二位。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其代表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张太雷等出席会议。现在,“西湖会议”纪念馆中有一幅画,画面上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是李大钊,而陈独秀却站在第二排中间,正好在李大钊背后。对李大钊坐这个位子,我内心是感到欣慰的,因为我尊崇他,阅读过他的文章,写过一些研究他的文章。例如,为了纪念他就义70 周年,我写了《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登在1997年5月27日《光明日报》的《史林》版头条;又如,为了纪念 “五四”运动90 年,我写了《李大钊的孔子观》,获得2009年上海市社会科学年度优秀论文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生命、知识与文明》第117页至126页)再如,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应炎黄文化研究会之约,我写了《李大钊对党的新民主革命理论的宝贵贡献》,学会在会刊《炎黄子孙》上发表(见今年第2期第5页至10页)的同时,又向市社联推荐,后被评为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刊登在社联的《探索与争鸣—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刊》(见特刊上,第23页至26页)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的《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见该书第172页179页)。这样,这篇歌颂李大钊伟绩的小文章,在短短一个月中竟然出了三个版本。年近八旬的我,之所以要不畏辛劳地写这些文章,完全是出于对大钊同志的崇敬之情。但是,感情不能代替事实。对大钊同志的深情并不意味着我肯定这幅画,因为它确实不符合当时历史的真实。事实是,当时的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而李大钊只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国人历来讲究名位,共产党也深受其影响。按照惯例,要说坐,当时的陈独秀名正言顺地应该坐,而且还应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他的两边才依次坐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那么,为什么要让陈独秀站立在李大钊背后呢问题在于,在共产国际严重错误的影响和逼迫下,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第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失败。“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第238页注释[4])中国人一享有“晚节不保,不足为训”的传统。象陈独秀这样前面做了好事后来又做了坏事的人,当然不足以作人们的楷模。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看人一定要坚持历史主义观点:一个人前面做了好事,后来做了坏事,绝对不能因他后来做了坏事而否定他以前做的好事。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党的“一大”到“五大”历时8年的全党第一把手,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根据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绝对不能用他后来的错误来否定他以前的贡献。

  总之,研究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历史科学,必须“把尊重历史真实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生命”,严格遵守 “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原则。笔者认为,“让毛泽东与陈独秀坐下来”,就是为了“还原历史”,是“尊重历史”的一个表现,这是党史工作者乃至一切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努力做到。(陈增辉 徐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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