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面临适应环境变化的问题。为此，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充满智慧的魅力。

　　刘少奇提出，新闻宣传工作要“跟人民密切联系，就是关心人民生活上的事情”，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要替他们想到”。他举例说：北京最近有许多人很关心时装的问题，你们就应该抓住这个问题加以宣传；地方的广播电台，有关粮食、鱼、肉的问题都可以广播；到百货公司去的人太多，太拥挤了，你们也可以告诉听众，叫他们不要赶着去。这些事例，无一不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家常事，很琐碎。但在刘少奇看来，是关系到新闻宣传是否密切联系群众的大事。

　　他还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讲求实际。

　　1956年5月，刘少奇与广播事业局负责同志有过一次重要谈话，涉及“广播是否收取收听费”的问题。当时有不少人主张听广播应收取一定的费用，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最终认为“（听广播）收费迟点好，普及后再讲”。在当时的生活水平下，收音机还是一件奢侈品，促进广播事业发展，首要工作应是普及广播，让老百姓养成收听习惯。因此，刘少奇主张：“就是要收，也要调查研究，先把有些有了收听习惯的城市作试点，试办一下看看。”不难看出，凡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刘少奇讲求从实际情况出发，不盲目拍板。

　　刘少奇还十分关心新华社的发展。1955年，毛泽东提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为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刘少奇提出：首先，必须“去掉依赖性，增加独立性”，既要学习苏联塔斯社，也不能完全照搬。除此之外，新华社还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的通讯社。他注意到西方新闻记者善于运用巧妙的手法，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因而我们的新闻记者也应该学习他们的报道技巧，达到我们的宣传目的。

　　其次，要求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我们的新闻报道不能超阶级”，“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阶级立场，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新闻报道既要客观、真实、公正，同时又要考虑利害关系，这是“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一个原则问题”。

　　再次，“应该让人民知道世界上的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对态度，他们的新闻媒体有关新中国的报道以负面论调居多，而我们的报纸在刊登这些国家的新闻时，只登说我们好的，骂我们的都被删去。刘少奇说：“我们的报纸登一些，让人民知道帝国主义在造谣，引起人民反感。”在刘少奇看来，让人民知道世界的真实情况并非坏事，不会损害我们什么，相反可以教育人民，使他们开阔眼界，增强鉴别能力。

　　最后，要“在全世界人民中建立起威信”。刘少奇认为，新华社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才能敢于与西方国家的通讯社进行竞争。

　　刘少奇的这些真知灼见，对今天我们继续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王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