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探寻救国真理的优秀人物中，李大钊是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率先选择社会主义并与战友陈独秀一起发起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伟人。为什么李大钊能够起到这种率先作用？其原因、条件和所揭示的历史与人生意义，都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因为，它既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时代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李大钊这位杰出人物具有回应历史呼唤的特殊条件，具有一种立志追求真理又能找到真理的人生机缘、动力与内在逻辑。本文拟从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特点这一视角出发，对他寻求真理的人生之路的内在逻辑作一点初步探讨。

　　一、立志“深研政理”，是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

　　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是立志通过“深研政理”来救中国。对此，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狱中自述》中有过诚挚的表述。他说：“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因此，“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学校。”通过在校学习，“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六年学习，李大钊感到仍未满足他“深研政理”的愿望，于是不顾家事之累与仕途诱惑，赴日本继续求索。他说：“毕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应该说，留东三年，是李大钊真正能够称得上“深研政理”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由此跨入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与革命家的先进行列。

　　回国以后，李大钊继续“深研政理”，继续回答“再造中国”的重大理论问题，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李大钊立志“深研政理”，是他走上为中国革命开辟历史新纪元之路的关键，也是他新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特点。

　　二、李大钊以“深研政理”为特点的爱国主义，是中国现代爱国主义的新阶段

　　1.李大钊认识到中国原先的爱国主义已不足以应时需

　　近代兴起的以“救亡”为急务、以建立现代国家为宗旨的现代爱国主义，对于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政治体制变革，都曾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从真正解决中国的发展之路与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要求来看，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理论上的不足。

　　对于中国这种人口众多的古老大国而言，如果在转型变革时期在基本的思想理论方面缺乏坚实的、强有力的指引与支撑，势必很难凝聚人心、破除阻力、以实现真正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李大钊正是敏锐地发现原有的爱国救国的思想理论的严重不足，才立志要自己“深研政理”，以求在一些根本性的理论方面对救国问题有新的更好的解决。

　　2.李大钊立志“深研政理”的实质，是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

　　在近代中国众多的有志报国的优秀人物中，像李大钊这样立志以“深研政理”作为救国的根本之图的选择，实在很少见，而追求强兵救国、强商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国会救国、立宪救国、革命救国、国粹救国以至于医学救国、文学救国、体育救国、拳术救国，等等，倒是灿若群星。李大钊在1907年就做出立志“深研政理”的救国选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首倡科学理性爱国的先声。

　　李大钊科学理性爱国的实质在1915年发表的《爱国心与厌世心》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成熟和明确。他针对陈独秀在爱国问题上的困惑与悲观，明确提出自觉地爱国也就是理性地爱国的真正含义。他说，爱国“诚当自觉”，但“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个可爱之国家而爱之。”这个表述，是他科学理性爱国的基本思想纲领。

　　李大钊这种科学理性的爱国思想，由于是在与陈独秀的辩论中表述的，所以，他在实际上也就做到了“已立立人，已达达人”。几个月后，陈独秀终于一扫爱国问题上的困惑与悲观，决然从日本回国，创办起《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勇敢地发动以思想启蒙也就是科学理性为特点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爱国主义从此发展到由李大钊所首倡的科学理性的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