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

　　　　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没有放弃对陈独秀[DuXiu]的追究，在汪精卫分共的前一天，竟作出这样的决议：“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党的个别领导人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于是，右倾机会主义作为政治结论，涵括了陈独秀[DuXiu]自中共[ZhongGong]一大至五大的整个历史过程。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中共[ZhongGong]的关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是国际[GuoJi]共产[GongChan]主义运动的总部，中共[ZhongGong]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就得承认并执行加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21条决议，其中就规定：“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党部都必须执行。”换句话说，莫斯科有权给中共[ZhongGong]发号施令，而中共[ZhongGong]只有听命执行的责任。

　　　　莫斯科对中共[ZhongGong]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仅1923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为中共[ZhongGong]专门召开122次会议，作出738个决议，几乎每二天半就有一个决议。尽管陈独秀[DuXiu]有独立见解，甚至很不情愿，但是最终还是惟命是从，因为这是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铁的组织纪律所决定的。

　　　　蒋介石一手制造四一二事件两个月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负责人布哈林就在《真理报》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DuXiu]，指责他对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斯大林甚至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GongChan]党”，中共[ZhongGong]中央没有“马克思主义头脑”，“对领导权一窍不通”。斯大林的这一认识，一直沿袭到1949年。诸如此类的指责，其实质是将直接领导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不过，曾指导过中国革命的维经斯基倒说了颇有良知、很负责任的话，他说：“对中国共产[GongChan]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GongChan]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继鲍罗廷之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又派来罗明纳兹，这位素以“左”倾著称的国际[GuoJi]代表下车伊始，便在长沙召开中共[ZhongGong]湖南临时省委会议，对陈独秀[DuXiu]大加挞伐，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DuXiu]”。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坚决反对，他说，陈独秀[DuXiu]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如果陈独秀[DuXiu]被打倒，党内已不容易再找到人来领导。况且，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DuXiu]一人的罪过，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和驻华代表都有责任。8月7日，中共[ZhongGong]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此时，陈独秀[DuXiu]也在武汉，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

　　　　陈独秀[DuXiu]真的闲置下来，无事可做，于是萌发重去上海[ShangHai]，再作文化事业的思想。9月10日，他在黄文容、汪原放、陈啸青的陪同下，乘坐英国“公和”号轮船，放江而下，前往上海[ShangHai]。这位被通缉的“共党首犯”，不能公开露面，只得装病躺在船舱内。这天正是中秋节，船至九江时，已是夜深人静，他让汪原放陪着自己踱到甲板上，望着月色朦胧的江面，喟然长叹：“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自己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