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的总体思想来源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左”的进攻路线，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虽然批评了李立三的做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而是阻止其即刻组织武汉、南京暴动计划。不久，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又发生了变化，将其实质定性为“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即于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并由此而导致对六届三中全会的严厉批评，指责其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显然，这在实际上抹煞了瞿秋白、周恩来[ZhouEnLai]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功绩。尽管如此，11月25日，中共中央仍发出由周恩来[ZhouEnLai]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GuoJi]来信的决议》，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来信，并承认对李立三问题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同时给赴苏的李立三写信，要他公开承认错误。

　　　　在莫斯科举行的李立三路线讨论会上，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的发言将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ZhouEnLai]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在批评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犯右倾调和主义错误的同时，还指责其压制王明等人，说他们是懂得马列主义的，且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央没有重用，完全是由于“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这样，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十月来信一箭双雕，既批判了李立三，又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历史功绩。中共中央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强大政治压力下，首先由周恩来[ZhouEnLai]起草发出接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来信的《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承认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随即取消王明等人所受的处分，并根据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米夫的提议委以王明重任——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从而使其有机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为他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一直较好地贯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的周恩来[ZhouEnLai]，虽蒙受不白之冤，但仍以大局为重，努力维护党的团结合作。

　　三

　　　　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及其随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定性的剧变，及由此而导致的对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的否定，引起党内意见分歧、思想上的混乱及派别组织的小动作，使当时还处于秘密工作下的党中央陷入被动的危险境地。当时有三种力量或小组织的派别活动，在党内形成一股反中央的风潮。王明等人自恃有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支持而肆无忌惮，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罗章龙等则把持全总阵地，既大声疾呼反对立三路线，又猛烈抨击纠正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小组织的派别活动面前，周恩来[ZhouEnLai]站在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的立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内发生的争议和派别纠纷，影响党中央的威信，对党有危害。为了顾全大局，他同意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接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的，“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为了消除党内的派别纠纷，使全党统一到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上来，周恩来[ZhouEnLai]还在河南省委会议上，根据中央紧急通告精神说服了多数人，但仍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他们甚至叫嚣要撤销周恩来[ZhouEnLai]、瞿秋白等人的中央领导职务。为了避免党遭分裂的危险，周恩来[ZhouEnLai]“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同瞿秋白再度承担六届三中全会犯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甚至主动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请“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愿与反对立三路线的人团结起来，共同执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