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瞿杨夫妇在苏联留影。

　　瞿秋白是于两个多月前在福建长汀县被捕的。此时距离他离开上海[ShangHai]，到达中央苏区工作[GongZuo]仅仅一年。

　　当时，抓获他的敌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恂恂儒雅的弱质书生，就是中共[ZhongGong]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国共产[GongChan]党面临建党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时刻被推上历史前台的。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从华东杀起，继而延展到华南、华中。全国的共产[GongChan]党员从原先的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

　　处在四处捕杀共产[GongChan]党人的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军阀何键眼皮下，中共[ZhongGong]“八七会议”只匆匆开了一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GongChan]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批判了党内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决定由瞿秋白领导全党。会议上，瞿秋白所做的报告中说：“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取民权，是要以革命[GeMing]方法来争得民权。”

　　“八七会议”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GongChan]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确定了土地革命[GeMing]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到全党后，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赣边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阳、弋阳、万安，广东海丰、陆丰、琼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继发动了武装暴动。

　　然而，为什么会在危急时刻推举瞿秋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谜。

　　在全党众多领袖人物中间，弱质书生的瞿秋白并不具领袖气质。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一再强调领导层必须是工人成份的情况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实上，在7月12日，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中，选出的由五个常委组成的政治局中并没有瞿秋白。据蔡和森回忆：“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GuoJi]讨论中国革命[GeMing]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但在短短一周后，当鲍罗廷前往庐山，借休养之名决策改组中国共产[GongChan]党领导成员时，却没有邀请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单独只请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当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负责人。

　　对于这一急遽的转变，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在前苏联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连当时来自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也语焉不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分析，在大革命[GeMing]失败后，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陈铁健也表示，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GongZuo]，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GeMing]，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及其驻华代表，当然是力不从心的。”

　　瞿秋白自己则在事后直言不讳地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是“历史的误会” （《多余的话》）——

　　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

　　这也就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