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像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对上边来人检查、外头来人参观、特别是外宾来访，都要做好回答问题的应对准备。打扫沿路和参观单位的卫生，当然更少不了盛宴招待、送礼留念，等等。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套在延安整风后就开始了。1944年接待[JieDai]中外记者代表团和1945年接待[JieDai]政协访问团时就这么干过。对外宾接待[JieDai]，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周总理[ZongLi]和陈老总又喜欢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JieDai]外宾的工作[GongZuo]，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JieDai]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有一次[YiCi]范长江就当着我的面向张闻天诉苦说，建国初期邀请乌兰诺娃来华演出，她因为不适应北京的气候有点伤风感冒。于是总理[ZongLi]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旁草；立即以大姐（指邓颖超）的名义，送一件貂皮大衣给她。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JieDai]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例如一次[YiCi]在湖北武汉就是这样）。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RenWei]在外[ZaiWai]宾接待[JieDai]上规格太高，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GongZuo]，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JieDai]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材料写成后，姬批让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修改。他看后不满意，又批叫我修改，定稿后他才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

　　对这件事，从内容到做法，我都同意，但意识到这是针对总理[ZongLi]的，因此多了点心眼，除事后报告张闻天外，还特意保留了姬鹏飞的四个批条。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张闻天同我商量补救办法，我也没辙。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ZongLi]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是个谨慎的人，他说这是周总理[ZongLi]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11国之后，周总理[ZongLi]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YiCi]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没指名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通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据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礼宾问题讲得这么罗嗦，因为这是张闻天和我本人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ZongLi]”。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总理[ZongLi]，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ZhouEnLai]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何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