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MaLin]是一位荷兰人，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马林[MaLin]受列宁和共产国际[GuoJi]的派遣来华，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1923年10月离开中国，历时两年有余。马林[MaLin]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参加了中共[ZhongGong]一大，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还积极与孙中山联系，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但究其在中国的工作经历，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马林[MaLin]冲动的性格和工作方法的欠妥，他其实和大部分中国同志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难得的是，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很融洽。

　　与陈独秀：冲突与和解

　　马林[MaLin]抵达上海直至中共[ZhongGong]一大结束，陈独秀并不在上海。当时，陈独秀受陈炯明之约，在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中共[ZhongGong]一大后，马林[MaLin]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中共[ZhongGong]一大会议的情况，并请他回上海工作。陈独秀同意马林[MaLin]的建议，认为“对党的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推辞的”。约一周后，陈独秀与包惠僧一同回到上海。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与马林[MaLin]开始会谈，接连谈了两次。在中共[ZhongGong]与第三国际[GuoJi]的关系问题上，马林[MaLin]按照第三国际[GuoJi]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GuoJi]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GuoJi]的支部，中共[ZhongGong]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GuoJi]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但是，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GuoJi]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ZhongGong]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GuoJi]的经济援助，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GuoJi]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马林[MaLin]没能给出充分的理由予以说服，而是和陈独秀争执起来。在一次争执中，马林[MaLin]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GuoJi]领导之下，从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也是火爆性格，当即一拍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GuoJi]这顶大帽子。”从此，他拒绝与马林[MaLin]会面。于是，马林[MaLin]不得不通过写信给陈独秀，请他“再加考虑改日再谈”。

　　在共产国际[GuoJi]决定召开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后，张太雷受马林[MaLin]委托，前往日本传达上述指示。但马林[MaLin]没有将此事通知陈独秀，张太雷因为服从马林[MaLin]保密的命令，也没有告知陈独秀。陈独秀知道后很是生气。他认为马林[MaLin]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ZhongGong]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MaLin]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ZhongGong]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MaLin]不征求中共[ZhongGong]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GuoJi]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ZhongGong]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MaLin]再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GuoJi]撤换马林[MaLin]的代表职务。

　　事后，马林[MaLin]给出的解释是派人到日本去联络是应当的，中共[ZhongGong]中央既然赞成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ZhongGong]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缘故，这样做并没有错。这样的解释陈独秀自然不会接受。

　　陈独秀等因为《新青年》的事被捕后，是马林[MaLin]使尽了力气，为陈独秀请了一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马林[MaLin]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才使得“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而结案”。在马林[MaLin]的积极营救下，陈独秀等被释放。

　　经过这次事件，大家都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获得共产国际[GuoJi]的帮助是很重要的。马林[MaLin]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此后，陈独秀与马林[MaLin]和谐地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