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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厚民:山巅上的风景--中国年鉴网
人物简介:
吕厚民,黑龙江省依兰人。生于1928年9月9日。1948年3月任小学教师,同年7月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被分配到照相科。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工作。1950年1月调往中南海,专门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照相。1957年底,他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同新华社合并,他成为新华社记者。1961年,被调回中南海,任毛泽东的随行记者。1965年至1966年,任新华社江苏分社摄影组长。1975年至1977年,任新华社江西分社摄影组长。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本报记者 郭红松摄)
图一:1953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上。
图二:1953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归国观光时拥抱毛泽东。
图三:1962年,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
图四:1955年,毛泽东接受少数民族参观团的献礼。
(图片一至四均为吕厚民摄,选自《吕厚民摄影作品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同一天,吕厚民迈入48岁的门槛。
时间,以这样的方式,“定格”了这位摄影家与一代伟人的“因缘”。
如今,83岁的吕厚民依然忙碌着。“在路上”,是他的工作状态,也是生活主题。摄影这个职业,给了他一副硬朗的身板,耳聪目明,精力充沛;反之,正是因为身体的允许,他得以继续背着相机,去亲近山水风物,去体味世事人情。
不过,那些“红墙”里的神秘故事,总是不时地被提起,越描越浓;那些已然成为经典的影像,嵌入红色记忆,历久弥新。
在出差刚回北京即将重新上路的间隙,吕厚民再度驻足回望自己走过的岁月,以冷静的语气、平和的姿态。故事再神秘,影像再经典,经过他的“调教”,变得平常如水。
或许,正是平常,成就了吕厚民的艺术高度,也成就了他的人生宽度。
淡然:解秀梅就是《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啊?
他的眼里有两个毛泽东
如果子承父业,吕厚民会成为一名“豆腐先生”。他的父母依靠卖豆腐维持生计。中国世代因袭的观念在这两口子的血液里流淌着:自己艰辛,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他们送吕厚民进了学堂,让他断文识字。
如果时势安稳,吕厚民可能以手执教鞭为生。1948年3月,他在家乡黑龙江省依兰县谋得差事,成了一名小学教员。但那个年岁,局势几乎天天翻新,哈尔滨解放,长春解放,北平解放……百废待兴,人才是宝。读过高中的吕厚民跃跃欲试,恰好东北电影制片厂招收学员,他一举考中,被分配到电影厂摄影科工作。
时序为1949年7月,党的28岁生日,吕厚民开始与摄影打上交道。
之前,他对摄影的印象是读高中时,有位老师拿着一台折叠式的进口120相机,四处摆弄,“我很好奇,也很羡慕,但那时还没有实际接触到摄影,真正接触还是进了电影厂之后。”
人生的每一个节点都得到了命运的眷顾。新中国成立,他从东北调往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科;1950年初春,21岁的吕厚民接到组织通知,前往中南海警卫处工作,主要是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拍照。
担当这样的重任,摄影水平应该了得吧?可是这个门外汉,怎么这么轻易就掌握了摄影技巧,当时的相机又不像现在这么“傻瓜”?
吕厚民说:“不知不觉就会了。”
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何等荣耀!听到这样的消息,应该激动得要哭吧?
吕厚民说:“激动是激动,但还没有达到哭的程度,那时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
这样的调动,手续肯定很复杂吧?
吕厚民说:“当时我就去厂人事科开了一封介绍信,把铺盖卷一背就去中南海上班了。”
首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应该记忆犹新吧?
吕厚民说:“第一次见到主席是个会见活动。我感到很幸福,甚至激动得有些紧张,似乎把照相都给忘了,只顾着看毛主席,因为那时只能在报纸上看到他,见到真人自然很激动!活动结束后,真像做了一场梦。也许是太激动忘了吧,所以很多人问我第一次拍的是毛主席会见谁,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经过不断的接触,吕厚民开始以职业化的状态面对这位开国元勋。这时,在他的眼里出现了两个毛泽东。
“一个是在党务和国务活动中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亦师亦友的毛泽东。”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李树峰总结道。
李树峰猜度当时吕厚民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要完成新闻记者的任务,恪尽职守地拍出可敬的毛泽东;一方面又努力在本职工作中体现人情和人性,拍出可爱的毛泽东。”
吕厚民之所以成为吕厚民,是因为他实现了矛盾的统一。
于是,在“宏大叙事”之外,透过吕厚民的镜头,毛泽东的日常神情得以永久留存:
他戴着眼镜,兴致勃勃地参观全国美术展览的一组孩童雕塑作品,表情也如孩童般天真;
他试戴少数民族参观团送上的富有民族风情的帽子,双手护着帽沿儿,乐呵呵的,眼光似乎还在搜索其他礼物,随时准备再试上一把(见图四);
他正在畅游长江,浪花滚滚,尽管当时已经71岁,但动作舒缓,神态松弛,陶醉其中,快意盎然;
他赤膊上身,穿着短裤,坐在北戴河浴场的沙滩上,左腿蜷曲,右腿伸展,和女儿李纳、李敏一道,跟身边的侄子毛远新聊着什么,眼神充满了关切……
吕厚民以不再“激动得有些紧张”的心境完成了这些作品的拍摄。他以内心的淡然取景、对焦、摁下快门,使得镜头里的毛泽东也变得淡然起来,成就了一个标准模式之外的“别样毛泽东”。
良好的创作氛围得益于毛泽东开阔的心胸。“接触多了,就感觉主席也是个普通人,就像身边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从来没说你哪个能拍,哪个不能拍,哪个能发表,哪个不能发表。所以在那个期间,虽然任务重,但是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吕厚民对那段岁月神往不已。
毛泽东处事的态度,也影响着吕厚民。
1953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归国观光团。依照安排,一位名叫解秀梅的女文工团员向他献花。他们刚握完手,突然,比毛泽东矮半个头的解秀梅踮起脚,用左臂紧紧揽住毛泽东的脖子,扑到他的怀里,泪如泉涌。吕厚民发现,此时的毛泽东不仅没有了以往常常挂在脸上的微笑,而且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场景凝固在胶片上(见图二)。
出生在河北高阳县于提村的解秀梅颇具传奇色彩。在朝鲜战场,每到宿营地,她就争着给战友烧开水做饭、烫脚,还缝补衣物、上山砍柴,甚至在天气寒冷时解开自己的棉袄,把伤员的脚放在怀里温暖。她荣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功,是获得这项殊荣唯一的女战士,也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原型之一。
“解秀梅就是《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啊?”这事,直到这次采访,吕厚民头回听说。
他不太赞成对作品进行没有边际的意义引申,也不盲目寻求作品价值的最大化。
也就是这张照片,毛泽东闭眼的动作在特定的年代被过度阐释。有言论分析道,毛泽东在接见这些从朝鲜归来的文艺工作者时,心里想着在战场上牺牲的儿子毛岸英,失子之痛油然而生。所以,当解秀梅拥抱他时,他动情地闭上双眼,“缘于对包括儿子在内的志愿军战士的特殊情感”。
吕厚民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拥抱在当时还是西方礼宾的方式,毛泽东没有预料到解秀梅有这样的举动,他可能被吓到了,头低着,显得有些矜持。
吕厚民心里清楚,要让作品自身来说话,而不是人为地赋予过多的附加值,融入一重又一重的“合理想象”,结果让作品不堪重负,严重背离了创作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