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歌可泣的探索与“登高一呼群山应”

　　李大钊从立志“深研政理”到找到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毛泽东曾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所说的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可歌可泣的过程，李大钊应是最典型的。李大钊探索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至少在以下五方面：

　　1.首创“以人为本”的“民彝”政本论

　　李大钊针对袁世凯窃国复辟的教训，着重“深研”中国传统的国家精神与袁氏复辟之间的关系，“深研”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潮与建立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在1916年反袁高潮中，发表重要论文《民彝与政治》。

　　《民彝与政治》是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李大钊用“民彝”表示西方人文主义关于人和人性的含义，他认为，“人”是至高无上的。李大钊的名言是：“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也就是说，当今政治，只有民彝才是至高无上的，朝代与政权可以更替，但民彝却是不可动摇的。李大钊又说，“民彝”的极端重要性表现在两方面，“一以示为治之道”，“一以见”“吾民衡量事理之器”，并且强调，“方今求治之道虽广，论治之言虽庞，而提纲挈领、首当审谛兹理，以为设施。违此则去治日遥。”由此可见，李大钊是将“民彝”即以人为本的近代人文主义，作为立国的基础与为政之本的。根据这种思想，李大钊以“人”的尺度对袁世凯的专制主义进行了最有力的批判，并正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基本政治原则，即：第一，必须“因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即“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坦然以趋于至当之途”。简言之，就是“四自”“一少”的“为治之道”。第二，必须彻底反对英雄崇拜，“杀迷信人治之根性”，励行法治。第三，必须确立“自由的不拔之基”，“祓除对于自由的一切束缚驰骤”。第四，必须正确处理“进步与保守”、“法与理”之间的关系，以求社会的“平流并进，递演递嬗”，避免大动荡。

　　李大钊在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之前，也率先在中国举起中国化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旗帜，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以及与其后“率先”之间的关系，是不应低估的。

　　2.首创人天合一、能动转化的青春国魂论

　　1916年5月，李大钊完成了《青春》一文的写作。这是一篇“改进立国之精神”，重铸国魂、民魂的哲学著作。

　　《青春》与《民彝》一样，都是借用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综合利用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表述再造可爱的中国这一重大理论的一种方法。

　　《青春》首先证明宇宙有“无尽的青春”，进而证明中国的国家、民族也可以有“无尽的青春”。所谓“无尽的青春”，实际是宇宙进化变易的“大机轴”，是相对过程中的一种绝对过程，是和“衰老”、“白首”相对应的一种奔流不息状态，当然也就具有一种永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李大钊的这种应用，就使“青春”具有一种哲学含义，创造出一种青春的宇宙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与人生观，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悲观、颓废情绪，从哲学理性上树立起昂扬、乐观、青春中华必胜的信心。

　　为了实现理想的青春中华，李大钊要求人们特别是青年“从我做起”，从“今”做起。“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一在脱绝浮世虚伪机械之生活。”鄙弃最为“青春之累”的“黄金权力”，因为，那是“一切烦忧苦恼机械生活”的渊薮。他希望青年：“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青春》发表于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期，也是《青年》改为《新青年》的第1期，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宣言。

　　3.首倡人生理想的真理论

　　李大钊说：“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李大钊这里所说的“非一人一教”，就是指孔子、佛教与耶教。他认为，历史上任何教主或圣哲，都必须接受真理的检验而不能高于其上。

　　李大钊不仅将真理作为爱国的标准，而且作为人生的标准。李大钊对孔子的态度，社会上立即有人“訾为大逆”。李大钊则表示“益信真理之权威”，今后“持真理以发言立义之气”将“益壮”，而决不会退缩。他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李大钊为什么作这样的人生选择？他认为：“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真理之权威》）

　　李大钊这种理性爱国的真理人生观形成于1917年上半年，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布鲁诺、哥白尼式的人物。应该说，他这时率先迎受马克思主义以救国的主观条件已经具备，“只欠东风”。

　　4.首倡“与时俱进”、迎受时代新潮流论

　　1917年7月发生张勋复辟，李大钊决然南下上海，支持孙中山反复辟、反段祺瑞的护法斗争。他的爱国思想又一次获得重大发展。1917年双十国庆前，李大钊在《此日》文中，首次明确提出爱国必须“与时俱进”的标志性口号。

　　这个口号首先是针对老革命党、针对孙中山的，同时也是针对他自己。李大钊认为，“老革命”应带头“深自省察”，开拓新路，而不应总是囿于老路和沉湎于过去的光荣。对于自己，李大钊则重在自我否定，即进一步批判梁启超，肃清其改良主义消极影响，并下决心超越孙中山，超越老革命党人。李大钊所拟采取的关键性步骤，就是进入北京大学，继续随时代潮流作政理的深入研究。这就是李大钊“与时俱进”的真正含义。这时，已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了。

　　爱国救国必须研究世界，这是李大钊的信条。从1917年2月起，李大钊就开始研究欧战特别是俄国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他赞扬俄人“不惮高树赤帜”。十月革命后，他大声疾呼，连续发文明确提出要“迎受”这一世界新潮流。特别告诫人们，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庶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