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坚持读书学习

1969年10月26日下午4时，邓小平夫妇与继母夏伯根和女儿邓林一家四人被“疏散”到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住的小楼。在新建县的 3年里，邓小平并未消沉，每天除了劳动和家务，他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了看书、看报和听广播上。这几年，邓小平通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选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重要的历史著作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和其他各种名著。这几年的读书和思考为后来他的复出和推动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

196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笔给汪东兴写信报告自己的情况。随同这一封信，邓小平另外写了一封附函。函中提出：来江西时，“因飞机超重，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书籍差不多全未来，原说由火车托运，至今未到。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如决定留在北京，也请方便时告诉我们。”

汪东兴收到信后，送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看了。关于未到的行李等事，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办。不久以后，所有的行李和书箱全部运到了江西。

在别人的帮助下，邓小平夫妇把那几个沉甸甸的大书箱搬到楼上，撬开钉子，打开木板盖子，掀开盖在上面的报纸，一本本新旧不一的书呈现在眼前。“这是多么珍贵的书呀，这是千里迢迢从北京运来的书呀。有了书，生活的内容，顿时增加了不少的色彩。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外国文学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静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

后来，毛毛在文章中回忆道：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邓小平、卓琳）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有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和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1972年12月5日，兴国招待所的人看到即将回京工作的邓小平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都是书，有些还是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厚厚的书。卓琳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

邓小平每天往返于从住地到新建县拖拉机厂一条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上，风雨无阻，他在这条道上体味着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后来这条小路被称为“小平小道”。

卓琳说，通过3年的观察、读书和思考，邓小平更加忧思国家的命运前途。通过 3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这些，对于他复出不久即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以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邓小平在逆境中不低落，而是把逆境当成读书的好机会，这种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徐文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