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年蹉跌的两大错误

　　陈独秀是个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功劳有如上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也没能超越历史，在晚年有两大主要错误。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问题。

　　对这两大错误，目前陈独秀研究者的认识日趋一致，应当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前者，2002年9月出版的党史一卷，将过去长期讲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4年后，胡锦涛在2004年4月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好评。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错误（“左”倾也一样），都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

　　关于后者，其是非也渐清楚。第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过去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扣以种种罪名。但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这属于跨党、跨国之事，要与时俱进。目前俄罗斯人已很少提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问题另有新说，也会对历史问题据实加以再认识。第二，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也有派别活动，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第三，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是有保留的。他是讲“二次革命论”的，托洛茨基鼓吹“一次革命论”，两者南辕北辙。对大革命后期的一些应对政策，他比较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特别是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他一个人来承担感到愤慨，并对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这是他参加“托派”的一个重要动因。对这个情况，不能不做具体分析。第四，将“托派”认定为“反革命”，这主要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根据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的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而作的处置。当时，确有“托派”反对抗战、有汉奸嫌疑的言论，但陈独秀却是主张抗战的，并撰文批评“托派”反对抗战的言论。他在1932年10月（15日）被捕入狱，是由于“托派”分子向国民党告密了才为特务逮捕的。他在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公开声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这表明他与“托派”脱离了干系，因此不能老给他戴着“托派”这顶“帽子”。第五，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不一样。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要当头；“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当时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非要自立为共产党之“王”。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津贴去另组新共产党，即使落魄江湖艰难度日，仍始终不与国民党为伍。就此而言，也不能与张国焘等同视之。

　　后来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经过历史的沉淀，纵观陈独秀一生，我以为，对其做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符合党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叱咤风云一巨子，辉煌蹉跌铁骨铮。这是我在写此文纪念党的90周年时，对党的这位主要创建者和革命家（尽管他晚年有严重错误）表示的敬意之情。

　　（石仲泉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