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城市是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的统治中心和资本主义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受其控制与影响最弱的广大农村则是革命力量的落脚点和聚集地，并将成为向城市发起总攻的战略起点。这种具有农本主义特点的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结构矛盾运动同中国自身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农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的耻辱史，使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人很难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步性的理念。对于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马克思曾经从历史高度与辨证角度冷静地分析了其功过是非。他一方面谴责此行为的非道义性，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其对于打破中国晚清“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肢解“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①，即打破中国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今天，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上述评价是客观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是战争、破坏与创伤，而且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如果说早期工业化的后果已经使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罪恶制度的话，那么，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带给中华民族的屈辱更加验证了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因此，在革命话语中，西方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中国人民最大和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对象。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又告诉我们，除抗战时期之外，中国并没有可以直接打倒的现实帝国主义，因而理论上解释为：打倒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可以直接达到消灭外国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是推翻其在中国代理人的统治，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此外，在外部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以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中国资本主义本土化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即“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②，此联系集中在外国殖民统治区，尤其是在对外通商口岸方面。这种根源如此异己、外表如此畸形的中国资本主义，很难使人相信其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相反，人们更易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共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因此，毛泽东的论述一般倾向于把中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并将二者均视为革命的对象。

农本主义的要点

作为资产阶级伴生物的无产阶级最初也没有成为关注的焦点。基于公认的事实，毛泽东早期阶级理论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考察的重点并不在无产阶级身上。其中“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表述，也是在1951年10月再版时临时插入的。即便1939年公开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描述，突出的仍是其与农民的同源性以及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毛泽东对无产阶级诞生地的大城市有一种天然的厌恶感;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现实表现也的确无法让人对其投入过多的激情，特别是当革命重心转入农村以后，无产阶级事实上处于革命边缘。而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亦即具有先进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的领导。既然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身上，毛泽东便自然而然地到他熟悉的且最少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农村寻找革命创造力的源泉。

农本主义的应用：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以农本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阶级理论，重心自然落在对农村阶级的划分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将中国农村细划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农村手工业者、游民等8种成分，然后将其分别纳入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中。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即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标准术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来界定农村阶级和阶层，并且一直沿袭下去。这种理论分析及其在具体实践运用中，主要执行了以下几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