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文昌市宝芳办事处坡头村翻修一新的詹镛烈士故居。张杰摄

　　1936年，年仅25岁的海南青年詹镛当上了“洋校长”，被延聘为泰国曼谷华侨中学校长。

　　“这是曼谷泰华各界对詹镛渊博知识的充分认可。”文昌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礼泽说，詹镛自幼天资聪慧，学识出众，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优等生，曾毕业于上海大学，后来又受党组织指派到泰国担任当地华侨学校的教员。

　　“1934年至1936年2年时间里，詹镛以自己丰富的文化知识、出众的教学能力、满腔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当地华侨各界，因而才以如此年轻的年龄，当上了曼谷华侨中学校长。”陈礼泽说。

　　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宣教处处长游宪军认为，詹镛不仅是一位好校长，更是一位热血革命青年，作为文昌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他用自己的智慧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服务，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县长。

　　“詹镛离开我们已整整70年，但他的革命精神永存，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游宪军说。

　　好学生，革命学习两不误

　　“詹镛先后上过两所大学，都是革命名校。”陈礼泽介绍说，这2所大学，分别是上海大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1911年出生于文昌县宝芳乡（今东阁镇宝芳办事处）坡头村一个农民家庭的詹镛，是家中独子，自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他6岁进若志小学读书，12岁小学毕业后，考入当时海南最好的中学府城琼海中学（现海南中学）就读。”坡头村老共产党员、詹镛家邻居、今年87岁高龄的詹云英阿婆说，1927年中学毕业后，詹镛积极追求真理、投身革命，参加了文昌县农民协会。后来在伯父的接济下，他奔赴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大学求学。

　　创立于1922年的上海大学，是一所革命的学校，著名国民党左派元老于右任是其首任校长，先后有瞿秋白、恽代英、田汉、丰子恺等多位知名人士在此任教。在从创立到被国民党勒令关闭的短短数年时间里，上海大学培养了王稼祥、博古、杨尚昆、李硕勋等一大批共产党高级干部。

　　早就心向革命的詹镛在上海大学如鱼得水，他一面努力读书，一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久，他就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詹镛大学毕业后，由于革命需要到了泰国。在那里，他公开的身份是学校里的教员、校长，利用这一阵地向师生传授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抗战爆发后，詹镛虽身居异邦，却心向祖国，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华侨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回国参加抗日工作。

　　1937年秋，詹镛也满怀报国激情回到了祖国，辗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党组织把他送进抗日军政大学继续深造。在抗大，詹镛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等人的讲演，学习了中共领袖们的革命著作，对中国革命及抗战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经过抗大的学习，更加坚定了詹镛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他决心为抗战胜利奋斗到底。”陈礼泽说。

　　好兄弟，齐心抗日报国家

　　“这对‘县长’堂兄弟，虽然分属国共阵营，却手足情深，比亲兄弟还亲。”詹云英谈到的堂兄弟，便是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詹镛和他的堂兄、曾任国民党文昌县长的詹学新。

　　“詹学新曾两次出手帮助詹镛，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还是他的革命同志。”詹云英之子、宝芳办事处原会计杨朝帅说。

　　1927年，詹镛中学毕业后回到文昌。当年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琼崖、文昌国民党当局闻风而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詹镛当时年纪虽小，还不大懂得革命道理，但看到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非常气愤。在党组织引导下，他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这被国民党团董詹仿仙察觉，派人来抓他，但在群众掩护下未能成功。詹仿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讹诈詹镛家属交出2000光洋作为担保。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如何交得起这么多钱？詹镛家里人只好四处逃避，最后詹镛伯父和父亲被迫漂泊到南洋。为追求真理，1928年詹镛从香港到广州，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然而，早就盯上了詹镛的国民党当局，终于在广州将其逮捕入狱。

　　“当时幸亏有詹学新的大力营救，詹镛才能从狱中脱身。”杨朝帅说。

　　这是詹学新第一次出手援助詹镛，第二次则发生在1940年的文昌。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当时已在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团工作，积极在东南亚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号召侨胞支援祖国抗日的詹镛，再次不畏艰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重归海南直接参加抗日。

　　1940年6月，受党组织委派，詹镛回到文昌工作。当时的文昌县国民党县长正是詹学新，詹镛利用这种关系，做堂兄的思想工作，使其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詹学新还积极帮助詹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不久即委派他到文昌第五区当区长，这为詹镛打开文昌的工作局面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此后，在詹学新的支持下，詹镛一边努力扩大党组织，一边巧妙地将国民党第五区的武装中队争取过来，成为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

　　不幸的是，不久后詹镛的行动被国民党顽固派、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察觉，后者通令逮捕詹镛。幸亏在国民党文昌县政府里当情报股长的共产党员詹力之事先获得消息，连夜派交通员通知詹镛，詹镛才得以脱险。吴道南抓不到詹镛，便下令将坚持抗日的詹学新撤职。

　　好县长，倾力为民爱同志

　　“詹镛虽然任县长时间不长，却是当地群众念念不忘的好县长。”陈礼泽说。

　　1940年中，由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全县逐渐出现一股反共逆流。

　　为执行党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克服国民党投降反共的逆流，争取时局的好转，中共文昌县委根据琼崖特委的指示，于1940年11月16日在宝芳乡排沟坡召开有近7000名群众和各界代表参加的大会。在此次大会上，代表们一致选举詹镛为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组成了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

　　“詹镛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同志推心置腹，亲密无间。”陈礼泽说，詹镛当县长期间，县委书记是王月波同志，他俩研究问题，讨论工作，总是开诚布公，彼此尊重，亲密无间。王月波也曾回忆说，跟詹镛的工作配合很好。詹镛对上级的指示、决议总是坚决执行，对下级的意见又注意倾听，因此很多同志都喜欢亲近他，同他在一起工作。

　　就这样，在王月波、詹镛等人的领导下，文昌各区、乡的共产党政权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建立起来。抗日民主政府的普遍建立，开创了文昌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詹镛当上县长后，还是以普通一兵出现在群众之中，吃大灶饭，穿粗布衣，丝毫没有一点官架子。”詹云英说，詹镛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家境条件比较宽裕的他，在文昌抗日民主政府工作时，为躲避日寇，带头在上排山挖了地洞居住，晚上住地洞，白天出来干革命，非常辛苦。詹镛身体不好，但每次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东西，他全部交公分配，从不私分。

　　“他对同志很热情，总是关心和体贴同志。”詹云英举了一个例子：龙马乡乡长云大东病重，当时环境恶劣，药物奇缺，詹镛想方设法为其找药治病。一次，从敌人那里缴获到一点人参，尽管詹镛自己身体也不好，但他全部分配给大东，使得同志们深受感动。

　　1941年夏，詹镛由于工作过度劳累，积劳成疾，不幸病逝，葬于家乡坡头村宝芳水库南面的面前坡，墓地有墓碑、墓丘、墓围等。“他的逝世，对当时文昌县的抗日斗争无疑是一大损失。”陈礼泽如是说。

（记者单憬岗 特约记者 许环峰 通讯员 王愉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