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1个月。一天中午，在台湾政治大学附近一家餐馆用餐，政大主任秘书W先生请客。高华、S君都参加了，还有几位研究生。

　　高华是来自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毛泽东的人格与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在餐桌上我谈到，我在飞机上一路在读蒋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蒋氏父子身边43年》(台湾版)一书，觉得可以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作一比较，从中可以体会到两人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大家说愿闻其详，于是我就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从翁元的口述来看，蒋介石晚年真是怕死到了极端，尿中有血，紧张之极，脸上是那样惊恐失望，黯淡无光，每次出一点血，总是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医生说没事，他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对医生来说，就像乖孩子一样听话，他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而毛泽东则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执，即使有病，他也不让看医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决定，要他听医生的话，他也照样我行我素，有时甚至要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说他就是“不信邪”。

　　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思维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还是相当发达，尤其是晚年表现得很明显，毛的浪漫主义生活态度到了晚年则愈加强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较有顾忌，多少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与规律的制约，对传统与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种政治家对大众的感召力与精神动员力往往不足。

　　相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政治家则有强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规的制约，这种不受制约的精神固然可以冲破许多条条框框，甚至在最困难、最失败、最没有希望时，对人们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维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他蔑视现实，甚至蔑视规律。从毛泽东不怕生病，不信医生，不信他所谓的“邪”，到他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间是有着思维方式与心态上的内在联系的。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邓小平对中国人的贡献。因为邓小平是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常识理性得以真正恢复的第一功臣。邓小平才是中国革命史上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叛逆者。邓小平说拨乱反正，就是拨乌托邦之乱，反务实政治之正。中国内地的现代化，也正是在摆脱了乌托邦心结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萧功秦，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