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有的多些，有的少些，与小平同志面对面的接触，仅有一次，但就是这一次，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一天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大会，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明天下午3点，仍在这里继续开会。”

　　当时，小平同志坐在主席台上，这也是他从江西返京后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小平同志的听力不太好，会议结束时的口头通知他未听清楚。第二天下午开大会时，小平同志未能到场。

　　会议开始前，会务组的同志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向有关负责同志报告说，人都到齐了。会议刚刚开始，一向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周总理眼光一扫，发现主席台上有人缺席，再仔细看，缺位者正是小平同志。只见周总理眉头紧锁，看上去很着急。他向会务组的负责同志询问情况，有关同志急忙作了解释，周总理听后很不满意，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你们工作不细致，要认真检查，接受教训，今后避免再发生类似问题。”

　　散会后，我所在的会务组根据总理的指示从上到下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过去从未发生的事，实在是不应该，大家都感到很内疚。当天晚上，周总理出自对小平同志的尊重，亲自打电话要会务组的有关领导写出书面检讨，向小平同志表示道歉。检讨书写好后，会务组领导决定由我负责送给小平同志。

　　第二天，大会分组讨论。国务院系统的“十大”代表分为两个小组，会场安排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和武成殿。

　　我提前来到小平同志所在小组会场即武成殿，远远看见小平同志走进大门后坐在东排的沙发上，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文件。趁讨论还没开始，我抓紧时间走到小平同志的座位前，俯下身小声说：“小平同志，我给您送来检讨书。”小平同志吸了一口烟，微微抬起头，疑惑地问我：“送什么检讨书？”我说：“昨天下午开大会，由于我们工作疏忽忘了通知您，总理批评了，并要我们向您作出检讨。”说明原由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小平同志发话。谁知小平同志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小事一桩，检讨什么？”检讨书他既没有接，更没有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迅速将目光又移到了手中的文件上。此情此景，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会议快要开始了，我把检讨书放在他身边的茶桌上立即离开。散会后我发现，小平同志已经走了，可是那份检讨书还放在那里动也没动，我只好把它拿回来，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会务组的其他同志听了我送检讨书的经过后，都为小平同志那种宽厚待人、关爱下属的博大情怀所感动，赞叹不已。

　　小平同志从江西回来后，能够重新回到中央的领导岗位，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正在大家为小平同志复出高兴时，如果突然又在应该出席的场合消失了，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误解与不安。正如当时有关负责人同志说的，小平同志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人物，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不上主席台，极易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小平同志未能出席大会，未上主席台，不是一般问题。周总理正是基于此才严厉批评我们，严格要求我们会务人员，一定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各方面工作，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失误。

　　我作为工作人员，曾参加过不少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会议。据我所知，开大会时，有些注意事项须提前让会议代表知晓，对于重要领导同志和一些年龄大的老同志，除会议上口头通知外，会务组还要用电话分头通知，让他们办公室或身边的同志知道。一是确保下次会议能按时出席，二是万一领导同志因特殊情况如突然生病了或其他原因难以出席时，能够提前得到信息，以便会前调整座位，避免主席台上出现空席。那次会议，确实由于我们会务人员一时疏忽造成了小平同志缺席。因此，对于周总理的批评，我们心服口服，这是周总理对我们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通过这次检讨，我们认识到服务工作无小事的道理，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学会从大事着眼，从小事着手，不辱使命，做好工作。

　　此事已过去30多年，对那次失误的教训，我的感受极为深刻，以致多少年后仍旧记忆犹新，难以忘却。当时，小平同志那句“小事一桩”的简洁轻松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为人处事的宽广胸怀和伟人风度。为了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小平同志历经磨难，忍辱负重，却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名利得失。他的崇高品德，他的高风亮节，他的言谈举止，他的博大情怀，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鲍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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