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彭德怀）个性刚烈，爱发脾气，为军内党内所共知。他曾自嘲：“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我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从一些小事中我们还是不难体会到他“爱之深，求之苛”的深意。

　　彭总由于家境贫寒，只上过两年私塾。对此，他深感读书学习的重要。参加革命后，他既注意从书本中学，又注意从革命斗争实践中学。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的文件箱中常带着各种书籍。不仅自己坚持挤时间读书，同时还要求大家注意学习。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谁看书，可找我来借，不读书怎么行？”他怕有人借书只是装装样子，曾将一些书页用饭粒轻轻粘上，当他们还书时，他总要翻看一下。如果粘住的地方掀开了，他就会点头微笑。有一次，一位同志来还书，彭总发现粘住的地方依旧，就发脾气说：“你借的书根本就没看！”那位同志心虚地争辩：“你怎么知道？”彭老总翻到粘着的书页说：“这不是嘛，我这里有点小科学试验，你看看！”那位同志红着脸说：“彭总，我算明白你了，下次一定改。”彭老总眼睛一瞪：“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可不要只把粘住的地方翻开，还是不看哟！”他还常对大家说：“学习不仅是为了学几个字记记豆腐账，而是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担责任，学出一个好脑袋为人民想点问题。”

　　彭总对于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求极严，有时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但对于人民和战士却时时放在心上，把关心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解决战士的冷暖，他曾让站岗的哨兵脱下棉鞋，把自己的手伸进鞋里去感觉其中的温度。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彭总曾因马夫摘了群众的柿子，却不接受别人的批评还扯下一个树枝，平生唯一一次打了马夫一记耳光，并狠狠批评说：“你知不知道，这山区的老百姓就靠着几棵柿子树活命哩！”当天，他主动向马夫道歉说：“今天是我们两个都犯了错误，让我们一起汲取教训，一起改正吧！”

　　彭总为人耿直诚恳，对人从不阿谀和盲从，即使对领袖人物也是如此。他与毛泽东是老战友，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竖起红旗时，第一个上山与其会合的是朱德，第二个便是彭总。长征后期和东征入晋，毛泽东任红军政委，彭总任司令员。他们并肩指挥作战，亲密相处共事。“老毛”、“老彭”成为他们之间的亲切称呼，直至建国后彭总一度仍称“老毛”而不改口。在延安整风时，彭总真诚地总结自己对毛泽东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兄长——老师——领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为中国人民有了这样的领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他认为，即使是对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也不应当绝对盲从和迷信。因为领袖也是人，是人就有犯错误的时候。他曾说过，毛泽东同志有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正因为如此，他极其尊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并不盲从，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政治情操。

　　彭总是爱发脾气的军人，但并非光会打仗的“大老粗”。他对现实的经济问题也有一些深刻的思考，并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解放战争时期，彭总率领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关中作战，所到城市，极度萧条，小商小贩几乎全部停业。为此，他一路派人调查，并于1948年2月14日将这一情况电告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同时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在报告中分析认为：此种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于胡宗南匪军进犯所致；其次是1947年征收之营业税似亦过重。他指出如市场停滞，人们生产之剩余物品不能交换其他必需品，生产积极性即难以充分发挥，同时通货作用亦将减少。因此，活跃市场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稳定通货是有一定联系的。他提议中央停征营业税一到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毛泽东在收到这个报告后，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并加写按语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使得中央完全不知道或很少知道各地对工商业所采取税收政策的内容及结果是怎样的。这是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正确的财政观念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将结果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各中央局迅速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检查纠正，并作出免征或调整工商业税收的决定。由于彭总的建议，很快惠及当时1.6亿多人口的解放区、近500座县以上城市。经济活跃，生产发展，从而有力地增进了战争力量。

　　（周炳钦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