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戏有20多场，仅次于毛泽东，而此前，以陈独秀为主要角色的影视作品十分鲜见。扮演陈独秀的演员冯远征说：“我在拍《建党伟业》时重新认识他、靠近他、演绎他。他是一个立场鲜明、非常有远见的人，一大召开前，他就说不能让共产国际介入，中国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戏里写的很清楚。”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在他身上。

　　对陈独秀重新评价，并不仅是为之平反，更是为了还原他的人性本色。历史学者罗志田写道：陈独秀有“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他不迁就任何人，他永远是他自己。他一生用过38个名字，最喜欢的是“独秀”，好友汪孟邹说他这笔名取得太不客气了，陈回答说，“独秀”是他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不满马林包办行为，不出席中共一大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德赛大旗，成为“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和陈独秀两位安徽人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开启了“胡陈时代”。

　　在《建党伟业》中，陈独秀的演讲是重头戏。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陈独秀的革命行为绝不仅限于口号，他推崇“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反清时，他曾参加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暗杀团;“五四”时，这位北大文科学长“独立高楼风满袖”，散发传单，被逮捕坐了98天牢，如此“以身试法”，在“五四”学者中绝无仅有。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他一生四次入狱，用行动实践了誓言。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任书记，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进行建党活动。

　　陈是当之无愧的建党先驱，但奇怪的是，中共一大却不见其身影，这是为什么普遍的说法是，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近年来有研究认为，公务繁忙只是陈独秀缺席的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心理原因是，陈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本应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大会，然而马林并没这样做，他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召开一大，以陈独秀的倔强个性和独立人格，这是无法接受的。据此推测，陈索性缺席。

　　一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霍”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在一大上曾表示，中共成立，共产国际多了一个东方支部。陈独秀后来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马林提出给予中共经济援助，这是陈独秀尤其不能接受的，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可是，闹革命和打仗一样，要害皆在一个“钱”字，初生的中共离不开苏联人的资助。据李达回忆，当时上海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二期便停刊。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