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共中央军委经过两次审议，确认了36位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的名单。这36人，应该说其中许多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他们是共和国的领袖和元帅、大将等。其中8位是在战争期间牺牲或殉职的烈士，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人们比较熟悉；至于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或许就有人感到陌生了。这是由于他们牺牲较早，而且是“被错杀”的。

　　灾难降临根据地

　　“被错杀”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民主革命阶段各根据地程度不同的左倾“肃反”运动中。当时在苏联影响下，外有与国民党的严酷军事斗争，内有根据地内部除奸反特的特殊背景，由于中国革命处于千百年来小农意识严重包围的农村环境，革命队伍里存在着怀疑和防范知识分子的心理以及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等，这都形成了“肃反”运动扩大化的趋向，从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其实早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在对国民党血腥的“清共”激起的反抗中就出现了“恐怖主义”的报复，正如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所指出的：“盲动主义的根基是相当深的，是与恐怖主义情绪有密切联系的”（《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也是由于陈独秀党中央领导大革命失败，党内掀起了一股来自苏联的“马哈耶夫主义”（注|：19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认为知识分子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是寄生的，而只有失去阶级性的人才是革命的基础），它怀疑乃至仇视知识分子，这就形成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和行动的直接来源。此后王明左倾中央统治形成，加之剑拔弩张的内战（“围剿”与“反围剿”）严酷局面，更加重了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如共产国际代表也认为：“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斗争。”（《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

　　还须说明一下所谓左倾“肃反”运动的外部背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革命受苏联共产国际总部及斯大林的直接领导和遥控，而苏联共产党已从1929年开始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在党内大搞所谓“清党”和“肃反”运动。其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对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坚决反对“改组派”，并在党内开展“肃反斗争”。随即，在苏联学习期间结成了宗派并以中国革命“苏联化”为思想路线的王明等左倾中共领导积极响应“肃反”号召，在中共党内也开始了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要手段的党内斗争，随即在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始了各种名目的“肃反”运动，如反对“AB团”、“改组派”、“第三党”、“托陈派”等。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曾指示说：“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AB团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所谓“AB团”，原是国民党于1926年在南昌成立的“以篡夺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大权为目的”的组织，所以取名“AB”，是英文Anti Bolshevik（即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在1927年已被摧毁，其成员也早已作鸟兽散，根本无从打入共产党内部，因此它是被附会而出的。红色“割据”在江西首先形成后，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有人建议“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随口就提到了“AB团”，而且认为它“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除富农外--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中共江西省委还在决议中估计其人数有十万之巨，“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三十万”，这也就是说“AB团”的人数是全部党员人数的1/3了。由此带来了一场让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回忆中悲痛地说：“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

　　这期间，张国焘受左倾中央派遣奔赴苏区，执行左倾方针，滥杀异己，首当其冲。

　　“特科”名将邝继勋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