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之后

邢燕子成名后，写给她的信从全国各地寄来，多得装了几麻袋，其中不乏表达仰慕、爱慕之情的求爱信。而农村的习俗，女孩儿过了二十岁，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然而对于一个刚刚树立起来的“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范来讲，邢燕子嫁给什么样的人，不仅仅关乎这个典型是否能够继续“立得住”的问题，而且一旦她“远嫁”到他乡，还存在一个本乡本土培养的典型“自然流失”的实际问题。

　　所以，上级党组织对邢燕子的婚姻问题很重视，1961年，经过了多方面的考察、比较、挑选后，最后，组织上为她挑中的人选是根正苗红、政治上十分可靠的同村人王学芝。

　　王学芝1934年出生，1956年入党，生产小队长。他出身贫农，兄弟四人里他排行老大。

　　那时候在农村，对搞对象这问题也不敢想。而且说实际的，那时候的人，哪怕坐在同一个板凳上，时间长了，人家都该说闲话了，都得避嫌，谁跟谁都不能多接触。搞对象没有两个人自个儿好上的，都得有介绍人。

　　但是，党组织当“介绍人”把王学芝介绍给我，一开始我不太同意。为什么呢？我初中毕业回到我们那个村，一去了我就管他叫“大叔”嘛。虽然并没有什么亲属关系，但是在一个村里，论起来，他就是叔叔辈的，这个辈数是个大障碍。再一个障碍呢，他的岁数比我大了六七岁，我也不大乐意。那时候年轻，比较天真，我就想，为什么不找一个般配的、岁数差不离的呢？一下儿大那么多岁，死还得比我先死呢。我就不是那么太愿意。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爷爷是相呼应的。当初我回乡务农，最初的想法是陪爷爷——那时候我父亲在天津，我大爷在北京，我哥哥在江苏，司家庄老家就一个老爷爷。后来不是成立了“司家庄姑娘队”吗？我们起早贪黑跟男社员比着干，不管多晚，三更半夜爷爷都给我等门。那会儿我爷爷就想，这家里就一个大老爷子，一个孙女，早啊晚啊的有个啥事，没有一个靠山似的。我父亲他们都在大老远的地方，那时候连通个信也都不方便。

　　组织上选他，考虑的首先得说政治面貌好，家庭是贫苦农民。我爷爷死乞白赖地同意呢，是因为爷爷比较喜欢他，也觉得这个人挺厚道可靠的，将来不会出什么问题。

　　对这事儿我父亲有点想法，他是觉得我到这村没多长时间就搞对象，他不那么同意。那时我才21岁嘛，也不大。末了跟我姐姐商量，我姐姐给我做工作，说我应该相信党，相信爷爷。反正，在这当中，党决定，爷爷同意，1961年7月3日，就办了这事。

　　至于我们老王对这事的想法，过去我没问过，但是头两年我们俩在中央电视台做一个节目的时候，人家主持人问他，他把实话说出来了。他说：“组织跟我谈了，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她本人没有意见，我就没有意见。当年来追求她的，有房的也有，有钱的也有，有权的也有，什么人都有。那时我家庭困难，没房，我还敢考虑‘同意不同意’？”他说，我不敢强求人家。

　　他这人就是这样，不强求你。

　　那会儿结婚，什么办不办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钱，连布票都没有——一人一尺八的布票，全家凑也够呛，我就做了一身新衣裳，是一个裤子一个袄，这裤子是浅米色的，没太舍得穿，现在我还有呢。那袄是花洋布子的，穿穿以后也就坏了。我盖的被子、褥子还是上级领导批准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我们做的。靠家里的布票做不了，他家也没钱。村里在食堂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两个青菜，一个豆腐。参加的是我公公婆婆，我爷爷，和村党支部的两名干部。党支部董德林书记当证婚人，贺词就是，要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做一对革命夫妻。

　　他家是“困难户”，连个房子都没有，哥儿四个，加上父母，才两间半土房。我们结婚头三天，老太太和那哥儿几个都只好出去借宿。三天后，我俩就搬到了早年喂驴的小棚子里，那个小草棚只有一米多宽，床都摆不下，站起来时直不起腰，一下雨就漏。就那么着，我没说任何埋怨、嫌弃的话，自己就这么想：这是考验我的时刻到了。

　　在牲口棚里住了七个多月后，我们回到了我爷爷家，去跟爷爷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