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离开外交部已经20余年，曾是外交部翻译室第三代“翻译国家队”成员，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他依旧眉飞色舞。“那一代领导人讲话都非常有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

　　1983年8月末的一天，研究生毕业的张维为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主任过家鼎告诉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翻译室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过家鼎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最后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张维为感到，这才是过家鼎的压轴词——邓，即邓小平。

　　彼时，正值中英香港谈判的关键时期，外交部翻译室负责所有的翻译工作。虽然当时尚属新人的张维为只承担一些工作小组讨论的翻译，但由于翻译室每周都会组织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因而在自由讨论环节，邓小平经常成为中心话题。

　　在和张维为同年进入翻译室的高志凯眼中，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他善于倾听对方的发言，但一旦自己开口，“一看就是20年，一谈就是50年，一展望就是70年，一憧憬就是100年。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0年不变，100年不变”。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也令高志凯印象颇深——“留有后手”、“要对付不要应付”……

　　“会见外国政要时，只要他一走进门，就像大将军的出现，那股气势让在场的人顿时生出敬畏之心。”施燕华回忆。

　　作为张维为和高志凯的前辈，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年的英语翻译。在她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1978年，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访。第一个国家的招待会，问题是都安排好了的，诸如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怎么发展两国关系之类。而第二个国家是开放提问。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就都来了，招待会上的问题有棱有角。“后来邓小平跟我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

　　对施燕华而言，邓小平更像个和蔼的长者。

　　大多数时候，会见结束后，一场宴会必不可少。邓小平也喜欢在宴会上与外国领导人私下交流，因而作为他的翻译，施燕华经常顾不上吃饭。

　　一次，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饭吃，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让翻译吃点东西”。

　　邓小平是四川人，每顿饭离不开辣椒，偶尔也开玩笑似的力劝怕辣的上海姑娘施燕华吃辣：“吃些辣子好，不辣不革命哦。”玩笑归玩笑，他不忘照顾施燕华的口味。上了甜食后，邓小平会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施面前让她吃双份，“女娃子爱吃甜的。”

　　1980年代，邓小平的右耳听力已经很弱，因此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或是翻译，都须大声说话。

　　1985年，张维为第一次作为邓小平的翻译，陪同会见了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甫一见面，邓小平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

　　邓小平指的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闻言哈哈大笑。

　　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调侃称丢了哪个零件。”张维为说。

　　而高志凯1986年陪同邓小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由于交谈甚欢，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goodbye”。这是高志凯印象中，邓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他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并附在邓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再见”——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他扭过头来，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再见’。”高志凯至今忘不了邓小平当时的眼神。